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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斌蹲在出租屋的角落里，手机贴在耳朵上，听筒里传来一段循环播放的彩铃。那首歌他听过，是前几年很流行的一首励志歌，唱的是什么“我相信我就是我，我相信明天”。他已经听了四分钟了，每隔三十秒，一个女声会说一句：“您正在拨打的是XX市劳动保障监察投诉举报热线，当前人工座席忙，请耐心等待……”他等了。他把手机开了免提，放在地上，自己靠着墙，把那张皱巴巴的工资条又拿出来看了一遍。宏达电子，应发一千六百八，实发五百三十八。他盯着那几个数字，觉得它们像几颗发黑的牙齿，缺了，碎了，剩下的也快要掉了。
电话里那首歌又唱完了，女声又出现了：“您正在拨打的是……”然后是一声“嘟”，然后是忙音。电话被挂断了。
他愣了一下，回拨。这次更糟，直接是忙音，连彩铃都没进。
他又打。忙音。再打。忙音。打了七次，第七次终于通了，又开始放那首歌。他等了六分钟，这次没有被挂断，但也没有人接。他把手机放在耳边，听着那首歌一遍又一遍地唱，唱到他觉得那歌词像在嘲笑他。“我相信我就是我”——他连自己是谁都快不认得了。
十五分钟后，他挂了电话。
他不是第一次打不通了。上个月他打过四次，第一次等了十分钟没人接，第二次直接忙音，第三次打通了，一个男人接了，他刚说了一句“我要投诉”，对方说“你打错了，这是办公室，投诉打另外的号码”，然后报了一个号码，他记下来，打过去，又是彩铃，又是等待，又是忙音。第四次他换了个时间段，中午一点打的，没人接。他不确定中午是不是休息时间，但他在工厂干活的时候，中午只有半小时吃饭，吃完饭接着干。他以为劳动局也这样。
他不知道劳动局的上班时间是上午九点到十二点，下午两点到五点。他打的那些时间，要么是午休，要么是下班后，要么是周六。他打了一周，只成功接通了一次——就是那个说“你打错了”的电话。
今天他特意请了半天假，专门打。上午十点。他想着这个时间总该有人了吧。
他拨了第九次。通了，彩铃，等待。这次只等了不到一分钟，电话接了。一个男人的声音，带着浓重的本地口音：“喂？”
李斌赶紧说：“你好，我要投诉，我在一个叫宏达电子的厂里干了二十一天，被克扣了工资，他们……”
对方打断他：“你打这个电话之前有没有先跟单位协商？”
“协商了，他们不认。”
“那你有没有去现场投诉？”
“没有，我打了这个电话先问一下。”
“我们这边是投诉热线，你要投诉的话，先填一个投诉表，发到我们这个邮箱。”对方报了一个邮箱地址，一串字母加数字，李斌拿笔记在工资条背面，记完以后发现少了一个字母，又问了一遍。对方语气有点不耐烦了，又报了一遍，这次放慢了速度，一字一顿。
李斌说：“好的，我记下来了。然后呢？”
“然后你等通知，我们收到后会安排人处理。”
“大概要等多久？”
“这个不一定，现在案子多，人手少，你要有耐心。”
李斌说：“好，谢谢。”对方挂了。
他拿着那张工资条，看着上面的邮箱地址。他没有电脑，没有邮箱。他有一部智能手机，但从来没有注册过邮箱。他不知道怎么发邮件。他去了一家网吧，花三块钱上了一个小时，注册了一个邮箱，把投诉表下载下来，填了。投诉表上要填的东西很多——被投诉单位全称、地址、法定代表人、联系电话、投诉事由、证据材料清单。李斌填到“法定代表人”的时候卡住了，他不知道宏达电子的法定代表人是谁，那个厂的墙上没有挂营业执照，合同上只盖了一个模糊的章，字都看不清。他只能空着。
填完以后，他把合同、工资条、收据全部拍了照，插进邮件里，发了。发送成功的那一刻，他松了一口气，觉得事情终于往前推了一步。
一周过去了，没有回复。他又发了一封，问“请问我的投诉受理了吗”。没有回复。
他打了那个电话，这次等了更久，通了以后还是那个男声。李斌报了自己的姓名和投诉时间，对方查了一下，说：“你这个投诉还没有立案，还在审核材料阶段。”李斌问审核要多久，对方说“这个不一定”。李斌问能不能帮忙催一下，对方说“我们按流程走，催不了”。
李斌挂了电话，蹲在网吧门口抽了根烟。旁边有个年轻人也在打电话，声音很大：“妈，我找到工作了，电子厂，一个月六千，包吃包住。你别担心，挺好的。”李斌看着那个年轻人的背影，觉得那个背影很眼熟，跟自己三年前刚到这座城市的时候一模一样。他张了张嘴，想说“别去”，但没说出来。他有什么资格说？他自己还蹲在这呢。
后来他又打了无数次那个电话。有时候忙音，有时候彩铃响到自动挂断，有时候通了但没人说话——他怀疑是电话被搁在了一边。他只成功接通了三次，三次得到的答复分别是“等通知”“还在审核”“你留的电话打不通，我们联系不上你”。他明明二十四小时开机，没有未接来电，通讯记录里也没有劳动局的号码。
他不知道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也许他的投诉表被淹没了，也许他的案子被归类为“证据不足”，也许那个邮箱根本没人看，也许那个电话根本不是投诉热线，而是某个科室的座机，平时没什么人管。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打了三个月，换了三个号码打——用自己手机打，用网吧座机打，用朋友的手机打。结果都一样：忙音，等待，挂断，忙音，等待，挂断。
有一天，他终于忍不住了，直接去了劳动监察大队。就是彩蛋十里那栋灰色大楼。他进了大厅，拿了号，等了两个小时，叫到他了。窗口里面坐着一个年轻女人，戴着眼镜，面前堆着一摞文件。他把情况说了一遍，女人问：“你之前打过电话吗？”他说打过很多次。女人在电脑上查了一下，说：“你的投诉记录在系统里，但状态是‘待补正’。你当时提交的材料里缺了被投诉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信息，系统里没法立案。”
李斌说：“我不知道法定代表人是谁，那个厂里没有公示。”
女人说：“那你需要去市场监管局查一下这个公司的工商信息，补上来。”
李斌说：“在哪查？”
女人说：“网上可以查，或者去市场监管局窗口。”
李斌去了市场监管局。在另一个区，坐公交四十分钟。到了以后，窗口的工作人员说查企业工商信息需要提供企业全称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李斌从合同上找到了一个章，章上的字是“XX市宏达电子有限公司”，他把这个给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查了一下，说：“这个公司已经注销了。”李斌说注销了是什么意思？工作人员说就是关了，不存在了。李斌说可是那个厂还在啊，还在生产。工作人员说那可能是无照经营，你打12315举报。
李斌打了12315。12315的人说这个归劳动监察管。李斌说劳动监察说需要工商信息，但公司注销了，查不到。12315的人说那你去现场举报，让属地市场监管所去查。
李斌去了那个厂。厂房还在，铁门关着，门口没有牌子。他敲了敲门，没人应。他绕到后面，看到一个侧门开着，里面有人在干活。他进去，找到一个人，问你们老板在吗？那个人看了他一眼，说老板不在。李斌说我要举报你们无照经营。那个人笑了笑，说你举报去，我们这有执照，只是没挂出来。李斌说你们公司已经注销了。那个人不笑了，说你走不走？不走我叫保安了。
李斌被赶了出来。他站在厂门口，手里攥着那张工资条，上面写满了电话号码和地址，涂涂改改，像一张被揉皱的地图。他沿着这条路走了三个月，从一个电话到另一个电话，从一个窗口到另一个窗口，从一个地址到另一个地址。每个电话都告诉他打另一个电话，每个窗口都告诉他找另一个窗口，每个地址都指向另一个地址。他走了一圈，回到了原点——那个厂还在，他还在蹲着，钱还没要回来。
他又打了那个电话。这次是一个女声，听起来很年轻，可能是实习生。她听完李斌的情况，说了一句他永远忘不了的话：“先生，您的投诉我们已经受理了，但您这个案子的金额只有一千多块钱，说实话，我们这边资源有限，可能要先处理金额更大、涉及人数更多的案子。您能理解吗？”
他理解了。他的案子太小了，小到不值得被排进队伍里。就像医院里的急诊分诊，他的伤口不流血，不致命，所以被放在了最后面。等轮到他的时候，伤口已经结痂了，不疼了，也不需要治了。
他跟那个女声说：“我理解。”然后挂了电话。
他没有再去劳动监察，没有再打电话，没有再发邮件。他认了。不是因为原谅了那些人，是因为他算了账——他为了这一千多块钱，花了三个月，坐了几十趟公交，请了无数次假，打了几百个电话，写了无数张纸，跑了一个又一个部门。这些成本加起来，已经超过了那笔钱本身。他想通了，在维权这条路上，他的时间不值钱，但他的时间又太值钱了——值钱到他赔不起。
后来他每次路过那栋灰色大楼，都会看一眼。大楼前面那棵歪脖子树还在，树下还有人等着。他不知道他们在等什么，但他们的表情他认识——就是自己当初的表情，那种还没死心、还没算清那笔账的表情。他看着他们，想走过去说一声：“别等了。”但他没有。因为他知道，他们不会听。就像当初有人跟他说别去那个厂，他没听一样。
他低下头，继续走。口袋里那张工资条还在，已经被磨得起毛了，字迹模糊了，连“宏达电子”四个字都快看不清了。他想把它扔掉，但每次走到垃圾桶旁边，又揣了回去。不是舍不得，是不敢。他怕扔了以后，就真的什么都不剩了。
那首歌他后来再也没有听过。每次在商场、出租车、理发店里响起那几句“我相信我就是我”，他就会换台、起身、戴上耳机。不是讨厌那首歌，是那首歌让他想起那些等待的十五分钟，那些忙音，那个永远占线的号码，那个说“资源有限”的女声，以及他蹲在网吧门口抽的那根烟。
烟灭了。路还在。但电话，再也没打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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