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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册，坐在南京路中间，“没有座位的人站着。”站着听完，还要表态。表态什么？表态自己受到了教育，感谢李长官的关怀。不表态行不行？行。不表态就不用走了，坐在那儿继续听。听一遍不行就两遍，两遍不行就三遍。三遍听下来，再顽固的脑袋也得点头——不是被说服了，是被吵晕了。
一位老秀才，前清的秀才，民国了还在穿长衫，被蓝卫兵请到静安寺路听书。老秀才耳背，喇叭里的声音他听不太清，蓝卫兵让他表态，他说“好好好”。
蓝卫兵问他好在哪里，他愣了半天，说“都好都好”。蓝卫兵不满意，让他说具体点。老秀才又愣了半天，忽然冒出一句：“李长官说的对，炉灶税应该收，收了大家才有饭吃。”
老秀才说完这句话，旁边的人都笑了。不是笑他说得不对，是笑他说得太对了——炉灶税收了，大家的饭确实少了，少了可不就是“有饭吃”么？有饭吃，就是饭少了还能吃到饭。饭少了还能吃到饭，可不就是有饭吃嘛。
老秀才被放了。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什么。
真正出事的不是老秀才，是一个想去南京告状的人。
这人姓王，叫王老五，四十八岁，在十六铺码头做搬运工。王老五没什么文化，但有一身力气，在码头扛了二十年包，攒了点钱，在虹口租了间小房子，老婆给人家洗衣裳，儿子在工厂当学徒，日子虽紧巴，倒还过得下去。
蓝卫兵来了之后，他的日子就过不下去了。先是炉灶税——他家炉灶小，一个月两角钱，不多，但老婆心疼。
接着是粪税——按人头算，他家三口人，一个月三角钱，老婆更心疼。然后是门槛税——他家的门槛窄，一尺都不到，本来不用交，但蓝卫兵来量的时候，负责量的那个人喝多了，量成了一尺二，于是就得交了。王老五不识字，看不懂那些税单上的名目，但他看得懂一件事——每个月交的钱，比他扛包挣的还多。
老婆哭着跟他说，你去南京告吧，大队长在南京，他管着上海呢，他知道了肯定会管的。
王老五咬咬牙，把家里最后几块钱揣进兜里，天不亮就出门了。他坐了一趟火车——不是坐，是站，站票，从北站出发，往南京方向。
心里琢磨着到了南京怎么找衙门、怎么递状子。他这辈子没进过衙门，连上海警察局的门朝哪边开都不知道，更别说南京了。
火车刚过苏州，他就被请下来了。
两个穿藏蓝制服的年轻人一左一右架着他，像夹着一根快断了的扁担。王老五的布鞋在地上拖出两道印子，嘴里还在念叨：“我票买了，三块六呢——”
没人理他。
车直接开回司令部。地下一层，昏黄的灯泡，墙上挂着李宇轩的画像。
李弥已经等着了。他穿着蓝卫兵制服，腰板挺得比电线杆还直——自从上次被人参一样种在地里之后，他就特别珍惜每一个能站着的时刻。
“王老五，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不知道。”王老五的腿抖得像筛糠。
“你去南京干什么？”
“……看牙。”
李弥笑了：“看牙？南京的牙医比上海的好？还是总统府的牙镶了金？”
王老五不说话了。
李弥从桌上拿起一本小蓝书，啪地摔在桌上。那本书不厚，但摔出了字典的效果。
“王老五，我问你。李长官对上海好不好？”
王老五想了想，说：“好。”
“好在哪？”
“收……收税？”
李弥脸一黑：“收税是为了修工事！修工事是为了打日本人！打日本人是为了保护你！李长官这么保护你，你还要去南京告他？你是人吗你？”
王老五被这一串排比句砸得两眼冒金星，张着嘴像条上了岸的鱼。
李弥站起来，走到他面前，用一根手指戳着他的胸口，一字一顿地说：“告李长官，就是告国民党。告国民党，就是反革命。你一个拉车的，怎么就当上反革命了呢？”
王老五的眼睛瞪得比茶碗还大。他从“拉车的”到“反革命”，只用了不到五分钟。这个升迁速度，比他在老家种地的时候看庄稼长得快多了。
“我不是反革命啊长官！”王老五的声音带着哭腔。
“你不是？那你怎么证明？”李弥两手一摊，像个受了委屈的小媳妇，“你说你不是，你得拿出证据。你有证据吗？你身上有标签写着‘我不是反革命’吗？”
王老五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破褂子，烂裤子，补丁摞补丁。确实没贴标签。
李弥见火候到了，朝门外一招手。两个蓝卫兵走进来，一左一右架住王老五。
“来，给老王上个飞机。”
王老五吓了一跳，脸都白了：“长官，我……我怕高啊——”
“不怕，这个飞机飞不起来。”
蓝卫兵把他的头按下去，腰弯下去，胳膊往后一拉。王老五整个人被折成了一个直角，屁股翘得能放一个茶碗，脑袋快蹭到地上了。
李弥在旁边指挥，像在排练阅兵：“头再低点！腰再弯点！胳膊再往后！对！这就是‘喷气式’！洋人发明的！李长官专门批示引进的！全上海滩独一份！”
旁边一个蓝卫兵小声嘀咕：“可是李长官自己练的时候闪了腰，躺了三天。”
李弥回头瞪了他一眼：“那是李长官姿势标准！”
王老五的腰咔咔作响，他觉得自己的脊椎骨正在一根一根地闹罢工。
“喊！”李弥下令。
“喊啥呀长官？”
“喊‘我不去南京告状了’！”
“我不去南京告状了——”王老五的声音从地板方向传来，闷得像个放了半个月的西瓜。
“大声点！让李长官听见！”
“我不去南京告状了！”王老五使出吃奶的劲儿嗷了一嗓子，灯泡都晃了两下。
“再喊！喊到李长官满意为止！”
王老五不知道李长官满不满意，但他知道自己的腰快断了。他扯着嗓子喊了十几遍，嗓子从“我不去南京告状了”喊成了“我不去南京了”，又从“我不去南京了”喊成了“我不去了”，最后喊成了一个字：“不——呃——啊——”。
那个“啊”不是喊的，是腰实在太疼了，疼出来的。
李弥觉得差不多了，挥挥手，蓝卫兵把王老五从飞机上卸了下来。王老五扶着墙，腰还是弯的，半天直不起来，像一根被风吹折了的电线杆。
“王老五，知道错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
“错哪了？”
“我不该去南京告状。”
“还有呢？”
“李……李长官是好人？”
“还有呢？”
王老五实在想不出来了，急得满头大汗。汗珠子顺着鼻尖往下滴，在地上砸出一个个小坑。
李弥从桌上拿起那张提前写好的《撤销状告保证书》，念给他听：“告李长官就是告国民党，告国民党就是反革命。
我王老五不想当反革命。我坚决拥护李长官，拥护蓝卫兵。”
王老五拼命点头，点得下巴都快掉了：“对对对，我不想当，我不想当。”
李弥把纸和笔递过去：“抄一遍，按个手印。”
王老五不识字。李弥一个字一个字念给他听，他一个字一个字地抄。字写得比鸡刨的还难看，歪歪扭扭的，像一群喝醉了酒的蚂蚁。
抄到“告李长官就是告国民党”这一句的时候，王老五忽然停下笔，抬起头，满脸真诚地问了一句：“长官，那……告国民党就是告李长官，是不是也一样啊？”
李弥愣了三秒钟，脑子里转了好几个弯，最后拍了桌子：“别废话！让你抄你就抄！哪那么多牛角尖！”
王老五赶紧低头继续抄。
抄完了，按手印。红手印按下去的时候，王老五忽然觉得自己的身份变了。
从这一刻起，他不再是王老五，而是“前反革命嫌疑人王老五同志”。这个头衔虽然长了点，但听着比“拉车的”体面。
他走到门口，忽然想起一件事，转过身来，从怀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火车票，捏在手里，像捏着一张三块六的命根子。
“长官，这个……能还我不？三块六买的，我家老婆一个月的菜钱。”
李弥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他想起了自己上次被种在地里的时候，好像也问过老大一句什么话——问的什么来着？好像是“什么时候能出来”？记不清了。
他叹了口气，挥了挥手：“拿去吧。”
王老五把车票小心翼翼地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拍了拍，像拍自己的孩子。
从司令部大门出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门口站岗的两个蓝卫兵看见他，面无表情地敬了个礼。王老五差点又跪了——他这辈子还没人对敬过礼，受不起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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