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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在家悠闲住了几日。每天睡到自然醒。下楼吃早饭，翻翻报纸，看看市面上新出的书。有的好看，有的不好看。不好看的，翻几页就放下。好看的多看一会儿，看完了，搁在书架上，等凯蒂回来再看。
莉迪亚去了裁缝铺，凯蒂去了书店。家里安静得很，只有埃莉诺偶尔进来换茶，脚步声轻得像猫。玛丽坐在书房里，把那些新书一本一本地翻过去。有的写爱情，有的写冒险，有的写鬼故事。她读着读着，有时候笑一下，有时候皱眉，有时候把书放下，看着窗外发呆。那些字，有的是她想写的，有的是她写不出的。她看着，想着，不急。
这一日上午，埃莉诺带着一封信进来。信封上印着《泰晤士报》的徽记，字迹工整，一笔一划，像印刷出来的。玛丽拆开信，抽出信纸。
“班纳特小姐，本报诚挚邀请您接受一次专访。若蒙应允，请回信告知方便的时间。署名：杰克·萨瑟兰。”
玛丽愣了一下。杰克·萨瑟兰。那个名字她见过。在报纸上，在那些关于警界改革的社评下面。她那时候还在朗博恩，坐在书房里，读着他写的文章。那些字，一个一个从纸上跳出来，说伦敦的治安有多糟，说警察有多无能，说该改了。后来真的改了。他写的那篇社评，像一块石头扔进水里，涟漪荡了很久。现在他来了，不是来催改革，是来采访她。
玛丽放下信，靠在椅背上。窗外的阳光落在桌面上，把那些字照得发亮。她想了很久。不是犹豫，是在想，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她拿起笔，铺开一张信纸。“萨瑟兰先生，隔日下午，家中恭候。玛丽·班纳特。”
隔日下午，门铃响了。
埃莉诺去开门，领进来一个年轻人。三十出头，瘦削，眼睛很亮，穿着一件深色的外套，领巾系得规规矩矩，袖口磨得有些发白。他站在客厅门口，看见玛丽从楼梯上下来，微微欠身。
“班纳特小姐，我是杰克·萨瑟兰。”
玛丽走到他面前，伸出手。“萨瑟兰先生，久仰。”
他握住她的手，很快松开。“您读过我的文章？”
玛丽笑了。“读过。那篇关于伦敦治安的社评。写得很好。后来警界改革，您功不可没。”
萨瑟兰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笑容很短，可很真诚。“那时候我还年轻，什么都不怕。写完了，拿着稿子去找主编，半夜敲门。”他顿了顿。“没想到您还记得。”
玛丽侧身让开。“请上楼说话。”
书房不大，窗户开着，风把窗帘吹得微微飘起来。玛丽在书桌后面坐下，萨瑟兰坐在对面的椅子上，掏出笔记本和铅笔，放在膝上。
玛丽看着他那本翻得卷了边的笔记本，想起自己那些写满了字的手稿。一样的纸，一样的笔，一样的字。一个是写新闻的，一个是写故事的。可都在写。
萨瑟兰翻开笔记本，铅笔在手里转了一圈。“班纳特小姐，我可以开始了吗？”玛丽点点头。“请。”
记者翻开笔记本，铅笔在手里转了一圈。
“班纳特小姐，之前您的公开信，让不少人都了解到您创作小说的一些初衷，包括女权主义。可很多人都认为，女权主义者都是一些激进、失去理智的女疯子。您是怎么认为的呢？”
玛丽手指摸着沙发的扶手，轻轻一笑。“那就有趣了。既然人们都认可女性没有理智，那么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又会失去理智呢？”
杰克·萨瑟兰愣了一下，也笑了。
玛丽摆摆手。“这当然是笑话。认真的回答，应该是愤怒。压抑在内心，对社会不公的愤怒。不说那些婚后财产所属的法律，也不说如今平民离婚艰难。只说那些工厂的工人，就算女性在做同样的工作，却只能得到男工三分之一的收入。这难道符合公平的原则吗？”
杰克低头记了几笔，抬起头。“社会上有一种想法，男性在外赚钱养家，女性只要操持家务就好了。因而男性的工资应该更高。”
玛丽笑笑。“这当然是工厂主为了节省薪水说的谎言。一个人的工资，当然应该取决于他做了多少工作。”
杰克点点头，又换了个话题。“关于您创作的弗朗西斯故事，我这里也有一些问题。您写的小说里面有太多专业的、真实的知识。万一有坏人学到里面的技巧，会不会加大警方破案的难度呢？”
玛丽皱着眉，想了一会儿，笑着说。“这样当然是有利有弊的。只是我认为，这也更容易暴露对方。”
杰克来了兴致。“怎么说？”
玛丽笑呵呵地说。“一个人在行凶的时候显得越专业，他就越容易被警方盯上。一个普通人，是很难应用到那么多专业知识的。一般的凶杀案件，成因都很简单。”
杰克问：“成因都是些什么呢？”
“要么为财产纠纷，要么为情感纠纷。”
杰克又问：“我記得那一本《暗巷》，写了一个精神异常的女人。这是哪一种呢？”
玛丽说。“这是一种精神问题。她从一开始的追求正义审判，到后面的享受刺激，已经上瘾了。这种犯人，如果不能停下来，总会被抓住的。如果真的停下来，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因为别的罪被抓起来了，要么就是死了，或者失去作案能力。”
杰克接着问：“在您看来，什么样的案件最难侦破呢？”
玛丽说。“当然，的确有这样的案件。比如无差别杀人。一个人就是想杀人，随机选择对象，随机选择手法。这样的就很难锁定到一个嫌疑人身上，会对侦破带来极大的难度。只是世界上大部分凶案还是有规律可寻的。我相信警方也会不断研究关于追捕罪犯的科学。”
杰克笔下的纸记得满满的。他合上笔记本，站起来。
“这一次的采访，非常精彩。”他迟疑了一下，又说。“其实还有些您私人的感情问题，我很想提。可如今已经值回票价了，相信总编也能满意了。”
玛丽站起身来，嘴角的弧度加深几分。“那真是感谢先生的笔下留情了。我刚恢复的平静生活，可不想再躲起来。”
两人走下楼，玛丽一直送到门外。阳光落在台阶上，暖洋洋的。杰克上了马车，掀开窗帘，朝她点了点头。马车动了，车轮碾过石子路，咕噜咕噜的。
隔日的报纸，到了很多人桌上。
苏格兰场的总警督雷丁顿，手里拿着那份报纸。新到的，还没有熨烫，油墨有些蹭手，他也不在意。他站在办公桌前，低着头，一行一行地读。
读到玛丽说“要么为财产纠纷，要么为情感纠纷”的时候，他的手指停了一下。他把那行字又看了一遍。脑子里转着那些年经手的案子。
那桩杂货铺老板被杀案，查了很久，查不出来。后来翻出他妻子和情人的书信，才知道是合谋财产。
那桩码头工人被杀案，也是一样。查了几个月，最后发现是他兄弟欠了赌债。
那桩裁缝铺老板娘失踪案，至今没破。可他一直觉得，是她丈夫干的。没有证据，可他的直觉告诉他，就是那个男人。
那些案子，他隐约觉得有什么东西连在一起。可他说不上来。现在他知道了。不是他笨，是没有人告诉他，该往哪里看。
他把报纸放下，手指还在那行字上按着。墨渍蹭在指腹上，他没有擦。他站在那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站了很久。然后他坐下来，拿起笔，蘸了蘸墨水。在一张空白的纸上，写下两个词。财产。情感。
他盯着那两个字，看了很久。普通的调查，东一榔头西一棒子。问口供，找证人，猜动机。现在不用了。财产，情感。从这两条线往下走，一个一个地排除。
不是这个，就是那个。不是那个，就是这个。他把那张纸折好，放进抽屉里。站起来，走到窗前。窗外的天还是灰蒙蒙的，可他觉得，今天的光，比昨天亮了一些。
***
安娜·惠勒坐在书桌前，羽毛笔搁在墨水瓶上。面前的稿纸写满了字，有些划掉了，有些在旁边加了注。窗外伦敦的天灰蒙蒙的，可她不觉得暗。
她手里拿着一份报纸，是早上送来的。头版印着玛丽·班纳特的采访，她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读到那句“既然人们都认可女性没有理智，那么为什么女权主义者又会失去理智呢”，她笑了。
那笑容很轻，从嘴角开始，慢慢蔓延到眼睛里。不是嘲笑，是那种——一个人在黑暗里走了很久，忽然听见前面有人也在走——的笑。
威廉·汤普森从门外走进来，手里端着一杯茶。他看见安娜手里的报纸，又看见她嘴角那点笑意，把茶放在桌上，凑过来看了一眼。
“如今的小姑娘，真是不得了。”他说，语气里没有惊讶，只有一种“我就知道会这样”的笃定。
安娜放下报纸，靠在椅背上。“未来当然是她们年轻人的。”她顿了顿，看着桌上那叠稿纸。“不过我们不是正在做出一点努力么？”
汤普森在她对面坐下，端起茶杯喝了一口。“你那个‘一半的人类’，写到哪儿了？”
安娜拿起羽毛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她写得很慢，每一个字都想很久。写完了，放下笔，看着窗外。“快了。等写完了，印出来，摆在书店里。也许没有人买，也许有人买了，读了，忘了。可它会在那里。”
汤普森没有说话。他只是坐在那里，陪着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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