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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娃走后的第一个春天，旺姆在石室里坐了一整天。她把达娃用过的东西一样一样地收拾——那把铜壶，那根木棍，那只缺了口的茶碗，那件补了又补的旧袍子。她把它们叠好，放好，放在该放的位置。她不知道为什么要收拾，达娃不在了，这些东西用不上了。但她还是收拾了，收拾完了，坐在灶台边，看着灶膛里的火。火是新的，是新烧的，和达娃烧的不是同一把火。但火是一样的，红红的，热热的，舔着锅底，发出噼噼啪啪的声响。她看着火，想起达娃说过的话——“火别灭。灭了，就再也烧不起来了。”
她添了一块干牛粪，火更旺了。
封地上的青稞苗长出来了。丹增蹲在地头，看着那些嫩绿色的、像针尖一样刺破土面的幼苗。他的眼睛花了，看不清了，但他知道苗好。他种了一辈子的地，地告诉他苗好。
“阿爸，苗好。”旺久蹲在他旁边。旺久十四岁了，个子快赶上丹增了。
“好。”
“达娃奶奶看不到了。”
丹增没有说话。他伸出手，摸了摸青稞苗的尖端。苗尖是凉的，带着清晨的露水，湿湿的，滑滑的。
“她看得到。”丹增说，“她在天上。”
旺久抬起头，看了看天。天很蓝，云很白，风很大。
“达娃奶奶在天上，能看得到青稞吗？”
“能。她什么都能看到。”
次仁在窝棚里念经。他快九十岁了，躺在床上，动不了了。但他的嘴还能动，念珠还能拨。他念了一辈子的经，从年轻念到老，从看得见念到看不见。经在心里，心在经里。
“丹增。”
“阿爸。”
“达娃走了？”
“走了。”
“她走的时候，疼不疼？”
“不疼。旺姆说，她走得很安详。她叫了三声刘琦叔的名字，就走了。”
次仁沉默了一会儿，拨了一颗念珠。
“她去找刘琦了。刘琦在等她。等了半年了，等到了。”
他把念珠握在手心里，闭上了眼睛。
扎西一个人住在窝棚里。他老婆没回来，他也不盼了。他每天去蓄水池边坐一会儿，看水，看鱼，看池壁上那个“刘”字。字还在，被水泡了四十多年了，刻痕还是很深，磨不掉。他伸出手，摸了摸那个字。字是凉的，石头是凉的，水是凉的。他的手也是凉的。
“刘琦。”他叫了一声。没有回应。
“达娃。”又叫了一声。还是没有回应。
他站起来，拍了拍袍子上的土，朝窝棚走去。走了几步，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池水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像无数只眼睛在注视着这片土地。
贡布的铁匠铺里，炉火烧得很旺。小多吉在打刀，小小多吉在拉风箱。父子俩配合得很默契，一个拉，一个打，叮叮当当的，像心跳。
“阿爸，刀打好了。”小多吉把刀从铁砧上拿起来，对着光看了看。刀刃在阳光下闪着蓝光，像一汪被冻住的湖水。
“好刀。”贡布蹲在门口，眯着眼睛看。
“阿爸，这把刀给谁的？”
“给旺久的。他十四岁了，该有自己的刀了。”
小多吉把刀插进刀鞘里，放在架子上。架子上已经有很多刀了，大大小小，长长短短，一把一把，整整齐齐。每一把刀都是他打的，每一把刀都有一个主人。刀在，人就在。
小小多吉蹲在门口，看着架子上那些刀。他五岁了，懂事了，知道那些刀是干什么用的。
“爷爷。”
“嗯。”
“阿爸打的刀，能杀人吗？”
“能。”
“杀过人吗？”
“没有。和平了，不打仗了。”
“那刀有什么用？”
贡布想了想。刀有什么用？刀是用来杀人的，但不打仗了，就不用杀人了。不用杀人了，刀还有什么用？
“刀是用来保护人的。”贡布说，“不打仗，刀就不用出鞘。刀在鞘里，人就知道安全。”
小小多吉似懂非懂，但他记住了。他记住了一句话——刀在鞘里，人就知道安全。安全，就是不打仗，不死人，有饭吃，有茶喝。
旺姆的第二个孩子刘英三岁了。她喜欢跟母亲去石室，蹲在灶台边，看母亲煮茶。旺姆煮茶的动作和达娃一模一样——加水，加盐，加酥油，搅，停下来，再搅。茶煮好了，她倒了一碗，放在灶台上。
“阿妈，这碗茶给谁的？”
“给达娃奶奶的。”
“达娃奶奶不在了。”
“茶在，她就在。”
刘英看着那碗茶，茶的热气从碗里升起来，在空气中慢慢散开。
晚上，旺姆一个人坐在石室里。灶台里的火烧得很旺，茶壶咕嘟咕嘟地冒着泡。她倒了一碗茶，端起来，喝了一口。咸的，暖的。
她放下碗，站起来，走到床边。床上有两床被子，并排着。以前是达娃和刘琦盖的，现在空了。她把一床被子叠好，放在柜子里，另一床铺开，躺下来，盖上。
灶火灭了，石室里黑得什么都看不见。她闭着眼睛，听着自己的呼吸，一吸一呼，一吸一呼。她还在，他们不在。他们不在了，她还在。
她还在，就要活着。活着，就是煮茶、种地、看孩子、等春天来。春天来了，青稞就会长出来。青稞长出来，他们就会在。不是他们在，是他们做的事在。事在，人就在。
（第七十一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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