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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应甲案如同投入死水潭的巨石，涟漪持续扩散，搅动了整个大明朝堂的格局。然而，身处风暴中心的朱由检却并未沉浸在初战告捷的喜悦中，他深知，这仅仅是撕开了一道口子，真正的考验还在后面。他必须利用这短暂的震慑效应，尽快布局，稳固自己的权力基础，并应对迫在眉睫的外部危机。罢黜冯铨后，户部尚书之位空缺，成为各方势力角逐的焦点。东林党人自然希望推举自己人上位，以便掌控钱袋，推行主张。阉党虽遭打击，但百足之虫死而不僵，魏忠贤绝不会轻易放弃对这一要害部门的控制。连日来，各方推荐的名单、试探的奏疏，络绎不绝地送到御前。
朱由检对此心知肚明。他既不能完全倒向东林，让党争失控，也不能让阉党继续把持户部，使整顿财政沦为空谈。他需要的是一个相对中立，或至少能被他掌控，并且具备一定理财能力的人。
他在记忆中搜寻，也在暗中观察。最终，他的目光停留在了一个有些出乎意料的名字上——毕自严。
毕自严并非东林核心，也与阉党关联不深，此人以精明干练、熟悉财政事务著称，历任户部主事、郎中，曾在地方督饷，对漕运、盐政皆有涉猎，是明末少有的财政专家。天启朝时，他因不附阉党而被排挤，调任南京闲职。用他，既能打破阉党对户部的垄断，又不会过分刺激东林党，更重要的是，此人专业能力过硬，或能真正为拮据的国库想些办法。
“拟旨，”朱由检对侍立一旁的王承恩吩咐道，“起复毕自严，授户部尚书，加太子少保衔，令其即刻赴京任职。”
王承恩心中微讶，但不敢多问，连忙应下起草诏书。这道任命，无疑又是一记巧妙的平衡手。
与此同时，朱由检并未忘记对魏忠贤的“安抚”与“利用”。在毕自严的任命诏书下发的同时，另一道密旨也送到了司礼监值房。
旨意中，朱由检对魏忠贤“主动”呈报乔应甲罪证（尽管皇帝用了其他渠道的证据）的行为表示了“嘉许”，并重申了对他“继续为朕监察朝野”的信任。但紧接着，话锋一转，提到了另一件迫在眉睫的大事。
“……然，国事蜩螗，非止于内。近接辽东督师袁崇焕急报，建虏今冬虽无大举，然小股斥候频繁越边窥探，其心叵测。陕西流寇之势亦未平息，窜入山西者，有与当地土寇合流之象。朕心甚忧。厂卫耳目灵通，于边镇军情、流寇动向，尤需加意侦探，旦夕奏报，不得有误。若有玩忽懈怠，或隐瞒不报者，朕唯尔是问！”
这道旨意，既给了魏忠贤一颗定心丸，承认其“监察”之权，又将更繁重、更敏感的任务压给了他——监控边镇和流寇。这既是利用厂卫体系获取真实情报，也是一种无形的鞭策和警告：若在这些关乎国本的大事上出了纰漏，皇帝绝不会轻饶。
魏忠贤接到密旨，心情复杂。皇帝的信任有限且附带条件，但他眼下别无选择，只能更加卖力地经营厂卫，确保边情寇踪能及时准确地报给皇帝，以证明自己的价值。
在处理朝堂人事和驾驭权阉的同时，朱由检也开始了他的“育才”计划。孙传庭被外放为山西按察使司佥事，分巡冀宁道。这是一个位于对抗流寇前线的职位，品级不高，但拥有一定的兵备之权，足以让孙传庭施展拳脚，积累经验。这道任命混杂在大量日常人事调动中，并未引起太多注意。
此外，朱由检以筹备经筵、咨询典章为名，陆续召见了翰林院中一些名声不显，但在他看来颇有潜力的年轻官员，如后来在南京殉国的倪元璐、吴甘来等人。他与他们讨论经史，间或问及对时局的看法，不动声色地考察着他们的才具与心性，在心中默默构建着未来可能倚重的班底名单。
这些举措，如同春雨，润物细无声。朱由检就像一个耐心的园丁，在布满荆棘的土壤里，小心翼翼地播下希望的种子。他深知，这些种子需要时间才能发芽、成长，而他，必须为它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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