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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就是这样，你以为眼前安稳静好的岁月会是一生，殊不知命运只需轻轻翻手，便能让天地变色。就像福建山区的雨季，前一刻还是朗朗晴空，下一秒便乌云密布，山雨欲来风满楼，让人措手不及。那一年，我十五岁，住在福建安溪一个种满茶树的小山村里。村子依山傍水，清晨雾气缭绕在茶园间，像是给碧绿的茶叶披上了一层薄纱。家中有父亲，还有哥哥家栋。母亲这个词于我，是模糊而遥远的，父亲从未多提，只在每年清明，会独自去后山的小土坡上坐一会儿，回来时眼睛总是红红的。
父亲是村里的能人，守着一片祖辈传下来的茶园，炒茶的手艺在镇上数一数二。更难得的是，他还有一手好厨艺，村里镇上的红白喜事，总少不了他去帮厨。他的刀工精细，一道普通的炒青菜，经他之手，也能变得鲜香可口。靠着这些，他将我们兄妹二人拉扯大。日子清贫，餐桌上鲜少见到荤腥，常年是咸菜配糙米饭，但父亲慈爱，总把碗里仅有的几块肉夹给我和哥哥；哥哥上进，放学回家便帮着父亲打理茶园，我竟也觉得富足。
家栋比我年长三岁，在县里最好的中学念书，即将高考。他是父亲的骄傲，也是我的。每次父亲去县里给家栋送生活费，回来总会念叨：“家栋在学校很用功，老师都说他准能考上好大学。”说这话时，父亲眼角的皱纹都舒展开来。而我，在镇上念初三，课余便是在茶园里帮忙，或是给父亲打下手。采茶时，指尖沾染着茶叶的清香，父亲总说：“茵茵的手巧，采的茶叶完整，炒出来味道更醇。”
乡邻们都说，林家的茵茵，出落得愈发清秀，像初夏清晨沾着露水的茉莉花苞。皮肤是山间溪水洗出来的白皙，眼睛像茶园上空的星星，亮得很。父亲闻言，只是默默看着我一会，眼神里有欣慰，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他会伸手拂去我额前的碎发，轻声说：“女孩子长得太好，有时不是好事。”我那时不懂，只觉得父亲是多虑了，美貌之于一个无依无靠的女子，是恩赐，也可能是劫难，这话要许多年后，我在伦敦的迷雾里，才能真正体会。
变故来得猝不及防。那是一个雨天，父亲去镇上帮一户人家办婚宴，回来的路上，被一辆失控的货车撞倒。那样一个顶天立地、从不喊累的人，转眼间便生命垂危。医院里，消毒水的味道刺鼻，盖过了父亲身上常年带着的茶叶香。他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呼吸微弱，却紧紧攥着家栋的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声音微弱却异常清晰：“照顾好妹妹……”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们的天，塌了。
葬礼办得简单，村里的人都来帮忙。哭声一片，我却流不出眼泪，只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像被人掏走了最重要的东西。父亲的遗像摆在灵堂中央，照片上的他笑得温和，可我再也见不到他了。也就是在那时，黄茹眉出现了。
她是从伦敦回来的，穿着剪裁合体的连衣裙，脚上是精致的高跟鞋，走在村里泥泞的小路上，却丝毫不见狼狈。她妆容精致，谈吐间带着我们未曾见识过的洋派，说话时会偶尔夹杂一两个英文单词。她是姑姑林月清的小姑，按辈分，我们该叫她一声阿姨。
她一进灵堂，便对着父亲的遗像鞠了一躬，然后拉着我的手，眼圈红着，连声说“可怜的孩子”，指腹上的戒指硌得我手生疼。她的目光却像精细的尺，在我脸上、身上细细打量，从眉眼到身段，不放过任何一处。末了，她叹了口气，说：“茵茵这模样，真是像极了你姑姑年轻的时候，一样的标致。”
姑姑林月清，是父亲心中一道不愿触及的旧伤痕。我只在小时候见过她一次，那是一张泛黄的旧照片，照片里的姑姑穿着旗袍，笑容明媚。后来听村里的老人说，当年姑姑执意要嫁给邻居黄中雄，父亲说那人心术不正，油嘴滑舌，绝非良配，坚决反对。兄妹二人因此反目，大吵一架后，姑姑便跟着黄中雄去了英国，几十年再无往来。这些旧事，是父亲在某个酒后，借着酒劲零星提起的，说的时候，他眼神落寞，语气里满是遗憾。
黄茹眉在灵堂待了一会儿，便拉着我和家栋到一旁说话。她从手提包里拿出一张伦敦的照片，照片里是繁华的街道，高耸的建筑，和我们村子的闭塞截然不同。“伦敦是好地方，”她说，“你姑姑这些年一直惦念你们得很，总说当年不该和你父亲闹得那么僵。跟我去吧，那里的天地广阔，读书、前程，都比留在这山坳里强。你们父亲不在了，我做长辈的，不能看着你们耽误了自己。”
她描绘了一个繁华的梦，梦里有宽敞明亮的教室，有穿不完的漂亮衣服，没有失去至亲的痛，没有前途茫茫的恐惧。家栋是坚决不肯的。他是长子，父亲的遗命还在耳边，他梗着脖子，眼睛通红，说：“我会考上好大学，毕业后找份好工作，我能养活茵茵！”他拉着我的手，劝我留下，说等他高考结束，等他毕业，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可是，我等得起吗？看着家栋清瘦而倔强的脸，他眼底满是坚定，可我知道，高考的压力已经让他喘不过气，若是再加上我的负担，他本可光明的前程，会不会被我拖垮？父亲临终前的眼神，满是担忧，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我。那伦敦的梦，虽虚幻，却也是一条看似可行的路。或许，那里真有姑姑的亲情可以倚靠？或许，我能在那里找到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不再成为哥哥的累赘？
少年的心思总是简单又决绝。我一夜未眠，看着窗外的月光，想起父亲炒茶时的背影，想起哥哥给我讲题时的认真，心里像被针扎一样疼。最终，我做了决定。我偷偷收拾了简单的行装，只有几件换洗衣物，还有父亲留给我的一块旧手表。在一个清晨，天还没亮，我留下了那张写满愧疚与决绝的字条，放在家栋的枕头边。
“哥，我随黄阿姨去伦敦了。勿念，勿寻。好好高考，这是爸爸的心愿。我会照顾好自己，等我站稳脚跟，就回来找你。——茵茵”
墨水洇在粗糙的纸上，像我的泪。我不敢想象家栋看到字条时的神情，他会不会生气？会不会难过？会不会觉得我背叛了他？我咬着牙，不敢回头，跟着黄茹眉，坐上了去县城的汽车，又转乘火车、飞机。一路颠簸，我像一只逃离巢穴的幼鸟，怀着对未知的憧憬与恐惧，飞向了迷雾重重的伦敦。
伦敦的天气，总是灰蒙蒙的，难得见到敞亮的太阳。空气里带着潮湿的气息，和家乡干燥的风截然不同。姑姑林月清来机场接我，她比照片里老了许多，眼角有了细纹，头发也染了些黄色，穿着一件米色的风衣。见到我，她先是抱着我哭了一场，絮絮叨叨说着对父亲的愧疚，说当年不该那么固执，让兄妹二人成了永别。她的怀抱很温暖，可我总觉得有些陌生。
姑父黄中雄开着一辆黑色的汽车来接我们，他身材微胖，脸上总挂着笑，但那笑意并未抵达眼底，像是刻意装出来的。他开着一家中餐馆，在伦敦的一个华人聚居区，店面不算大，生意不算顶好，但也能维持生计。我们住的公寓就在餐馆楼上，狭小而嘈杂，楼下餐馆的油烟味总能飘上来，呛得人难受。
起初，黄茹眉热情地帮我张罗，带我去买衣服，去熟悉周围的环境。她说我年纪小，英文也不好，书暂时不必急着念，先在姑父的餐馆里帮帮忙，赚点零花钱，也能尽快适应这里的生活。我想着自己刚到这里，确实需要帮忙，便答应了。
于是，我便在餐馆里做起了杂工。每天天不亮就起床，洗碗，擦桌子，招呼客人，收拾残局。工作辛苦，从早忙到晚，手上沾满了洗洁精的泡沫，变得粗糙，再也没有了采茶时的细腻。薪水却寥寥，黄茹眉说餐馆生意不好，先委屈我，等以后赚了钱再给我涨。我信了，默默攒着那点微薄的工资，想着以后能给哥哥寄点钱。
黄茹眉常来看我，有时会带些旧衣裳给我，都是她穿过的，有些不合身，却也比我身上的工作服光鲜。她看着我，总会叹气：“茵茵，你这模样，穿这些真是委屈了。女孩子要懂得打扮自己，才能抓住机会。”她开始带我出席一些场合，多是些华人圈的聚会，在一些装修精致的餐厅里，男男女女衣着光鲜，谈笑风生。
她让我涂上口红，穿上她给的裙子，教我如何给人敬酒，如何说客套话。席间，那些男人们的目光，像黏腻的蛛网，在我脸上、身上缠绕，带着审视和贪婪。他们用粤语或带着口音的普通话开着玩笑，说些暧昧的话，黄茹眉在一旁巧笑倩兮，推着我应酬，说：“这是我侄女茵茵，刚从国内来，大家多照顾。”
我像个精致的玩偶，被展示，被品评，浑身不自在。我想躲开，却被黄茹眉紧紧拉住。有一次，一个肥头大耳的男人借着酒劲，伸手想摸我的脸，我躲开了，黄茹眉却笑着打圆场：“王老板，您别吓着孩子。”事后，她还怪我不懂事：“王老板是做进出口生意的，认识他对你有好处，你怎么这么不知趣？”
我渐渐明白了，黄茹眉眼中的“怜悯”，底色是“利用”。她看中的，是我这朵来自山间的“茉莉花”的新鲜与美貌，想把我当作攀附人脉、换取利益的工具。姑父黄中雄对此，是默许，甚至是乐见的。有一次，我听到他和黄茹眉在后台说话，黄茹眉说：“茵茵这模样，要是能搭上李总，咱们餐馆的食材供应就不愁了。”姑父笑着说：“你看着办，别出什么乱子就行。”
姑姑偶尔会流露出不安，私下里拉着我的手，小声劝我：“茵茵，别跟茹眉去那些场合，不安全。”可这话刚说完，姑父就走了过来，脸色一沉，喝止道：“女人家懂什么？茹眉是为了茵茵好，为了这个家好！你少管闲事。”姑姑便噤了声，低下头，眼神里的愧疚更深了，却再也不敢多说一句话。
我这才想起父亲当年的话。他看人，是准的。黄中雄确非善类，自私自利，眼里只有利益；而黄茹眉，不过是替他物色“资源”的掮客，踩着别人的梦想，为自己谋利。
伦敦的雾，不只是天气，更是人心。这里的天空总是灰蒙蒙的，像被一层薄纱笼罩，看不清真相。我感到自己像一株被移植到污浊土壤里的茉莉，周围是肮脏的算计和虚伪的笑容，我努力汲取着仅有的阳光，却快要窒息。
夜晚，躺在窄小的床上，听着窗外陌生的车流声和楼下餐馆关门的声音，我总会想起家乡。想起茶园里清新的空气，想起父亲炒菜时厨房里的烟火气，想起哥哥在灯下给我讲题的身影。泪水便无声地浸湿了枕头，我一遍遍地问自己，我的选择，错了吗？如果当初我留在家里，和哥哥一起面对困难，会不会比现在好？
黄茹眉的“好意”在升级。她不再满足于带我参加聚会，开始暗示我，有一位“李老板”很欣赏我，说我聪明伶俐，模样又好，想与我“交朋友”。她还说，这位李老板很有实力，若是能得他青眼，我以后便不必在餐馆辛苦洗碗，他还能资助我去好的学校读书，甚至帮我办理英国的居留证。话说得委婉，意思却露骨得让人恶心。
我惊惶失措，像受惊的小鹿，不知道该怎么办。我想拒绝，可黄茹眉总是软硬兼施，一边说这是为我好，一边又暗示我若是不听话，在伦敦便无依无靠，连住的地方都没有。我害怕了，想念家栋，想念那个虽然清贫却温暖的家。
我偷偷找了个公用电话，按照记忆里的号码打回家。接电话的是邻居张婶，她说家栋考上了省城最好的大学，已经去报到了，临走前还到处打听我的消息，疯了一样地找我，去了黄茹眉家，去了县城的车站，却什么都没找到。后来收到我从伦敦寄出的信（那是我初到时，按照黄茹眉给的地址寄的，信里全是报平安的话，不敢提半句辛苦），他才稍稍安心，留下话，让张婶若是接到我的电话，一定要转告我，让我照顾好自己，等他毕业，就来找我。
张婶还说，家栋在大学里很努力，一边读书一边打工，还问了好几次我的情况。哥哥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他说要来接我，他说会照顾我。这成了我黑暗中唯一的光，像寒夜里的一点星火，支撑着我不倒下。
我不能就这样堕落下去，不能让父亲的嘱托落空，不能让哥哥的期望，沦为伦敦酒桌上的一道谈资。我开始学着虚与委蛇，在黄茹眉安排的场合里，保持着一份看似顺从的疏离。有人敬酒，我便以年纪小、不会喝酒为由推脱；有人想对我动手动脚，我便找借口去洗手间，躲开那些令人作呕的目光。
我偷偷攒下极少的一点钱，藏在枕头底下，那是我唯一的希望。我开始利用极少数的空闲时间，在餐馆关门后，去附近的图书馆。图书馆里很安静，有免费的英文书籍和学习资料，我抱着字典，一点点地查单词，看英文报纸，拼命学英文，看一切能看到的书。我知道，在这个陌生的城市里，知识或许是我唯一的铠甲，只有武装好自己，才能挣脱这张无形的网。
镜中的少女，眉眼依旧清秀，但那双曾映着山泉的眼睛里，多了几分不符合年龄的沉静与苍凉。脸上的稚气渐渐褪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坚韧。茉莉花在雾都，学会了在阴霾里如何不自弃，如何在污浊的环境中，守护着自己的本心。
前路依旧漫漫，姑父与黄茹眉的盘算像一张无形的网，随时可能收紧，他们不会轻易放过我这颗“有用”的棋子。但我心中已有了一丝微弱却坚定的力量。那是父亲临终的嘱托，是哥哥远方的期盼，也是我在绝境中，为自己寻得的一线生机。
我开始偷偷打听留学的信息，了解申请学校的条件，把图书馆里的英文资料抄在本子上，一点点地积累。我知道这条路很难，可能要付出比别人多十倍、百倍的努力，但我不怕。命运将我抛到这异国的泥泞中，我不能就此沉沦，总要自己挣扎着，在这片灰蒙蒙的天空下，开出一朵属于自己的、洁白而坚韧的茉莉花来。
伦敦的雾还在弥漫，但我心中的光，却越来越亮。我等着，等着哥哥毕业来找我的那一天，等着我能靠着自己的力量，在这个城市站稳脚跟的那一天，等着我能堂堂正正地回家，告诉父亲，我没有让他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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