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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在孩子面前说这些。”他站起身，拿了根油条揣进口袋，又灌了两口豆浆，“我外边还有点事，先走了。”“什么事？你天天在外边有什么事？”管秀萍追着他的背影问，“你又不坐班，又没个正经差事。”
“帮朋友搬点东西。”于扬头也不回地摆摆手。
“中午回来吃饭吗？”
“不一定。别等我。”
“于扬，”管秀萍的声音从身后追上来，“上次我我说的事你记住了没？刘记裁缝铺刘伯的侄女，过几天就到上海了，人家姑娘才十八岁，上过女高，长得又俊，你可别给我掉链子！”
于扬一只脚已经跨出了门槛，听到这话脚步一顿，回过头来冲母亲苦笑了一下：“妈，我这样的，能找个寡妇就不错了。还上过女高的新女性？人家能看得上我？”
“你这样的怎么了？”管秀萍不服气地提高了嗓门，“咱家虽说没大富大贵，可这几间门面房收着租，日子过得稳稳当当的。你不赌不嫖不抽大烟，人又高高大大的，哪里配不上人家了？”
于扬不想再纠缠这个话题，挥了挥手，消失在了弄堂口。
管秀萍站在门口，看着儿子的背影消失在巷子拐角处，叹了口气。
她总觉得儿子这次回来后有些不一样了。说不上来哪里不一样。
说话的方式、走路的姿态、偶尔出神时眼睛里那种沉沉的东西。
都还是那张脸，还是那个人，但就是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变化。
也许是在外面当兵吃的苦太多了。
这孩子，吃了太多苦。
她转身回了屋，端起于扬没喝完的那碗豆浆，犹豫了一下，倒进了自己的碗里。
……
于扬走在弄堂里，两侧是斑驳的青砖墙和紧闭的木门，头顶晾着各家各户的衣裳被单，在晨风中微微飘动。
一个穿蓝布褂子的女人蹲在门口生煤球炉，浓烟呛得她直咳嗽，看到于扬路过，抬头打了个招呼：“小于，好久没见你了，去哪发财了？”
“发什么财，混口饭吃。”于扬笑着应了一句，脚步没停。
穿过两条街，走进一家弄堂，看左右没人从空间拿出个假胡子贴上，又拿出一副墨镜，简单做了个伪装。
掏出一面小镜子看了看，很好，基本看不出来本来面目了。
他拐了两个弯，穿过一条窄得只能容一个人通过的“摸奶弄”，（上海人给这种极窄的小巷子取的名字，意思是两人在这种窄巷子遇到，只能胸对胸贴身错开）。
穿过窄巷，一条弄堂门口装了一个铁栅栏门，这条弄堂里面是黑市，靠墙摆着几排简陋的木架子，上面乱七八糟地堆着各种商品。
美国进口的骆驼牌香烟、英国造的力士香皂、苏联产的军用望远镜、日本生产的“樱花牌”火柴、几罐不知道真假的上海梅林午餐肉、成条的“哈德门”香烟，甚至还有两瓶包装完好的法国白兰地。
瓶身上落了一层灰，像是从某个法租界公馆的酒窖里偷出来的。
另一边地上摆着坛坛罐罐，全是些“古玩文物”，不过在这地方，几乎没有真东西。
于扬的目光在这些商品上扫过，没有停留，他要找的东西不在这里。
箱子里摆着几张八仙桌和长条凳，稀稀落落地坐着一些人。
靠门口那桌坐着两个穿绸缎长衫的中年男人，面前摆着一壶茶和几碟点心，低声交谈着什么，不时抬头打量一下进出的人。
他们看起来像是来谈生意的商人，但于扬注意到他们的手指。
食指和中指上有明显的茧子，那是长期握毛笔留下的痕迹。
不是商人，大概是某个商号或者钱庄的账房先生，替东家来黑市上扫货的。
角落里坐着一个年轻女人，穿一件墨绿色的旗袍，开叉开得很高，露出一截白生生的腿。
她面前放着一杯没动过的茶，手里夹着一支烟，烟雾遮住了半张脸。她的目光在屋子里慢慢转了一圈，和于扬对视了一秒，然后若无其事地移开了。
于扬认出了认出了她的“类型”，这种女人在黑市上常见，她们不是来买东西的，她们本身就是“商品”的一部分，替某个更高层级的人做眼线、传消息，偶尔也做点皮肉生意。
她的眼神太清醒了，不像那些真正来黑市上找主顾的风尘女子，她们的眼神通常是疲惫的、麻木的、或者刻意地媚。
这个女人的眼神像一只蹲在墙头的猫，看似慵懒，实则每一根胡须都在感知风向。
于扬在心里给她贴了个标签，可能是某个帮派的眼线，也可能是巡捕房的线人。
不确定，但需要留意。
他收回目光，走到最里面的一张桌子前坐下。
一个秃顶的矮胖男人立刻凑了过来，穿着一件脏兮兮的白围裙，围裙上沾着各种颜色的污渍，分不清是酱油还是机油。
他是这个点儿的“掌柜”，姓孙，外号“孙胖子”，在这一带混了七八年，什么人都有点交情，什么货都能找到路子。
他脸上永远挂着一种谄媚的笑容，但那双小眼睛从不闲着，在你身上扫来扫去，像在估算你口袋里有多少钱、值不值得他拿出好东西。
“您吃点什么？”孙胖子拉过一把椅子坐下。
“找一样东西，”于扬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抽出一支递给孙胖子，自己也叼上一支。
孙胖子接过烟，没有急着点，而是在手里转了两圈，看了看牌子。
“美丽牌”，上海本地产的，三毛钱一包，是码头上苦力们抽的烟。
他的小眼睛眨了眨，笑容不变，但于扬知道他在评估：一个抽美丽牌的人，口袋里大概没什么大钱。
这是于扬想要的效果，让人摸不清自己的底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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