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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制的批文在十二月中旬下来了——不是最终结果，是一张“年后统一核定“的通知。建国在走廊里遇到了办公室主任。主任手里拿着那份文件，边走边看，和建国擦肩而过的时候把文件翻了一面，说了一句：“年底了，年后再说。“然后走过去了。建国站在走廊里，看着主任的背影拐进了尽头的办公室。走廊的日光灯管有两根亮着，中间那根没亮——像一排牙齿缺了一颗。
他把“年后统一核定“这几个字在脑子里过了两遍。还有半个月就到二〇〇〇年了。半个月以后——他在不在、还在不在粮食局、粮食局还叫不叫粮食局——没有人能告诉他答案。他把手插进裤兜里，站了几秒钟，然后回了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空调坏了，一台老式窗机，开到最大档也只有一阵若有若无的风从出风口里漏出来——风是温的，不是冷的，但也算不上热。窗外是十二月的县城——天灰着，树枝光着，街上的人裹着厚棉衣走得比夏天快。建国把转制通知放回了抽屉里——和已撕的辞职报告的碎纸片、夹在字典里的考研报名表放在一起。三样东西在同一个抽屉里，各自代表了一条已经关闭的路，和一个还没有打开的答案。
他把抽屉关好，把桌上的搪瓷缸拿起来喝了一口水——凉的，缸底有一层茶渍，他忘了洗。又放下了。
同一段时间里，王威的养殖场改建工程开工了。
第一车砖是十二月二十号拉到工地上的。拖拉机从乡里的砖厂开过来，车斗里码着整整一千八百块红砖，用粗麻绳捆了两道。车停在养殖场门口的空地上，发动机没有熄火，突突突地响着。王威和堂弟两个人卸了半个小时——王威站在车斗边上往下递，堂弟在下面接，一块一块码好。一千八百块砖，每一块都经过两个人的手——王威的手指冻得发僵，但他没有戴手套。戴了手套握不紧砖，容易滑。
砖卸完以后拖拉机开走了。空地上码着一千八百块红砖和一袋水泥——水泥是昨天到的，五十公斤一袋，放在料棚里，上面盖了一块塑料布。王威站在那堆砖前面，把手上的灰拍了拍。没有拍干净——灰嵌在指纹的纹路里，变成了一道一道的细线。
“哥，图纸呢？“
王威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了两次的纸——是他在乡里的建筑队找人画的草图，不对，不能叫图纸，就是一张用铅笔画的平面布局——标了尺寸和墙体位置。他把它展开，在砖堆旁边蹲下来，堂弟也蹲下来。两个人在十二月的空地上蹲着看一张手画的草图——纸上铅笔画的线被反复改过，有几处擦出了毛边。
“南边留门。东边留两扇窗户。“
堂弟点了点头。他把图纸接过去，折好放进了自己的口袋里。然后站起来，在那堆砖前面站了一会儿。
“哥——这墙砌完，里面能养多少？“
“比现在多一倍。“
堂弟没再问了。他蹲下来，用手在码好的砖上摸了摸——最上面那一块的棱角是锋利的，新砖。他摸完之后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年后我去乡里找几个人来砌。“
“嗯。“
两个人站在那堆砖前面。冬天的太阳在云后面，光线是灰白色的，照在红砖上把砖的颜色压暗了一层——砖还是红的，但那种红被冬天的光洗过以后变得比夏天沉稳，像干了很久的血迹。王威蹲下来，从砖堆的最下面抽出一块砖——压在最底下的那一块，两面都沾着没有干透的泥浆。他用拇指在泥浆上按了一下——泥是湿的，软的，能印出指纹来。他把砖放了回去。
省城那边，海龙在新修理厂干了快八个月了。
厂子在城北，比三眼井街那家大了不止一倍——六个举升机，三个地沟，光是修理工就有十几个。海龙在这里不是师傅——他算“中工“，比学徒高一级，比大师傅低一级。工资按天算，一天二十五，一个月不休息能挣七百多——比他自己开店时赚得稳定，但比他当老板的时候累。不是身体的累——是心不用那么累了，反而不习惯了。
十二月底的一个下午，厂里来了一辆宝马——不是来修的，是来谈合作的。开车的人是省城一家汽修连锁店的老板，三十七八岁，穿一件皮夹克——不是海龙在村口见过的那种皮夹克，是好的那种，皮质不一样，拉链头上的商标是外文的。连锁店老板和修理厂的老板在办公室里聊了半个小时，出来的时候经过车间，在海龙旁边的举升机前面站了一下——他看了海龙一眼，不是特别看，就是经过的时候扫了一眼。
“这辆车谁修的？“连锁店老板指了指旁边一辆刚做完保养的桑塔纳。
“我。“海龙说。
连锁店老板蹲下来看了看发动机舱——不是看有没有修好，是在看干活的人的习惯。他看了一会儿，站起来。走之前说了一句：“你修得不错。以后想换地方了来我这儿。“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名片，放在举升机的底座上。
海龙把那片名拿起来。白底黑字——“振兴汽修连锁·张经理“。名片纸是厚的，有纹理，比他自己用圆珠笔写在烟盒纸上的那种联系方式正规一百倍。他没有把名片扔掉——放进了工具箱的上层，靠边，和铁盒隔了一条扳手的距离。
他在那天晚上下班以后想起了一张纸——不是这张名片。是他工具箱最底层那张报纸，一九九八年六月省城晚报，副刊右下角“亚洲金融风暴波及我省“。他把那张报纸从工具箱最底层拿出来看了一遍——字已经有点模糊了，报纸的纸边因为反复折叠开始发毛，有些字的细节被折痕切断了。他把报纸重新折好放回去。然后从工具箱上层拿起那张名片看了一下——振兴汽修连锁。连锁。他把两个字放在一起想了一下。“以后是连锁的天下。“那个老板没有说这句话，但海龙自己得出来的。他把名片放回工具箱上层——这次他没有把它放在扳手旁边，而是放在了铁盒的盖子上那个螺帽旁边。
十二月三十一号下午，厂里提前下了班。
海龙回到出租屋里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没有开灯——窗外的路灯亮着，橘黄色的光从窗户里透进来，够看清屋里的轮廓。他在床边坐了一下，然后站起来，走到窗前。省城的街道上和往常一样有车在走——不多不少，没有因为是千禧年之夜就多出什么来，也没有变少。远处的天空有一层淡淡的暖色的光——不是烟花（还没到零点），是城市的灯光反射到低云上的那种光。那种暖色的光在整个省城的上空低低地铺着，像一层看不见的盖子。
海龙在窗前站了一会儿。然后他没有开灯，走到工具箱前面，蹲下来，打开锁扣。铁盒在第一层。他打开铁盒——螺帽在最上面，旁边多了一张名片。他把螺帽拿起来，没有放下去，在指间转了一圈。铁是冷的，和九年前他从那台手扶拖拉机下面把它捡起来的时候一样冷。他握在手心里停了一拍，然后放了回去。
他关上铁盒。关上工具箱。站起来。走到床边坐下来。没有脱衣服——把被子拉了一半盖在身上，靠着床头坐着。路灯的光从窗户里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映出一个不规则的四边形——光斑的边缘被窗框的阴影切出了几道缺口。他靠着床头坐着，没有睡。明天是二〇〇〇年一月一日。
县城的世纪末夜晚比省城安静得多。
建国在宿舍里。他晚饭后去了一趟办公室——不是有事，是办公室的暖气比宿舍好一点。他在办公桌前坐了一会儿，什么也没干——没有写材料，没有看书，没有整理文件。就那么坐着。坐了一会儿他把收音机打开了——一台老式的红灯牌收音机，旋钮上的刻度已经磨得看不清了，开关的时候电位器发出一阵沙沙的电流声。他调了几个台——有人在说“世纪之交“、有人在放音乐、有人在回顾一九九九年的大事。他把音量关小了一点，让声音在房间里作为一种背景存在——不认真听的时候，收音机里的声音和窗外的风声混在一起，变成了一种均匀的、低沉的嗡嗡声。
他从抽屉里把那本《新华字典》拿出来。不是要查字——他翻到夹着考研报名表的那一页，把报名表抽了出来。纸在手里放了大半个月，边缘已经卷了。他没有打开看——直接把它顺着桌角撕了，撕成两条，叠在一起再撕一次，撕成了四片，放进了桌角的垃圾篓里。然后他把字典翻到扉页——王威写的“保重“两个字。蓝墨水，墨水的颜色褪了一些，但笔迹还是有力的。他用手指在“保重“两个字上摸了一下——纸面是平的，指纹滑过去的时候没有感觉到凸起。但七年前他第一次摸的时候是有凸痕的——纸背上的凹痕被时间的压力一点一点地压平了，现在只剩下一层极淡的、几乎感觉不到的起伏。
他合上字典，关了收音机。
电流声停了以后，房间里的安静变成了一种有厚度的东西——它不是在到来，是本来就一直在那里，收音机的声音只是把它盖住了。收音机关掉以后它又浮了出来。建国坐在那张桌前，在那层安静里坐了很久。他拿起了桌上的搪瓷缸，举到嘴边——缸子是空的。他又放下了。
零点之前他走回宿舍。没有看表——不知道几点，但窗外的县城街道上没有人声，没有汽车喇叭，没有鞭炮。所有的声音都沉寂下去了，像是在等着什么。他站在窗前。后院里那棵槐树的枝杈在路灯下投着光秃秃的影子——每一根枝条都清晰可见，从树干出发，分叉、再分叉、再分叉，一直到最细的末梢。
远处——非常远的地方——有一声闷响。像是一扇铁门被风吹得关上了，又像是一挂鞭炮在隔了好几个街区的地方响了一声。然后安静了。那个声音之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二〇〇〇年就这样到了。没有敲钟，没有倒计时，没有烟花——至少在建国的窗户外面没有。
他站在窗前没有动。县城上空的夜是漆黑的，没有暖色的光，没有反射的光。安静得和任何一个冬天的夜晚一样。但他知道现在是二〇〇〇年了——不是因为有人告诉他，是因为收音机里的播音员说过了，因为日历上印着，因为从今天开始他填任何日期的时候都要在年份那一栏写下一个新的数字——一个他以前只在电影和报纸上看到过的数字。
他把窗户推开了一条缝。冷空气从窗缝里涌进来——和一九九九年的冷空气没有区别——但它是二〇〇〇年的。他吸了一口，关上窗户。那口空气吸进肺里和一九九九年的一样凉。他没有在窗前继续站着，走到床边坐下，和衣躺下来，拉了灯绳。
天花板上路灯照出来的那个光斑——和前几天一样，和去年的今天一样，和每一年冬天的晚上一样——在那里，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他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闭上了眼睛。
老槐树在村口站着。树皮比去年又黑了一层。树根旁边的石头上落了一层薄霜，在月光下泛着一种雾面的白。没有人坐在它上面——深夜了，村里所有的灯都熄了。有一条狗在远处的巷子里叫了几声，又安静了。风从麦田的方向吹过来，穿过光秃秃的枝条时发出一种干燥的、像竹篾被弯折一样的声音——没有叶子可吹了，只有枝条，枝条碰着枝条。
树枝的末梢在风里微微颤动了几下。根在冻土下面——什么也看不见，但它在那里。月光从云的缝隙里漏下来，在树根周围投下一小块亮斑——不够照亮什么，但足够让人知道那里有一棵树。
这是一九九九年的最后一个夜晚。二〇〇〇年的第一个凌晨，它也是在同一棵树下到来的。没有人看见，没有人庆祝。但树在那里，和一九七五年三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一样，站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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