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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假结束得悄无声息。没有仪式，没有过渡，只是某一天早上醒来，窗外不再有零星的鞭炮声，街上的红灯笼也摘掉了。涪城的冬天还在继续——天还是灰的，风还是湿冷的，但空气里那股火药味已经散尽了，取而代之的是平时那种熟悉的、夹杂着煤烟和早点摊油烟的气味。正月初八，涪城一中开学。
林远走进教室的时候，发现所有人都在。不是“几乎所有人”——是一个都没少。赵凯坐在后排，面前摊着那本翻烂了的物理真题集，封面用透明胶粘了好几条，像一张布满伤疤的脸。孙磊在座位上整理化学笔记，压着笔记本的桌角放了一袋还没拆封的速溶咖啡。林小鹿比他早到了几分钟，正在往保温杯里倒豆浆——看到林远进来，她把杯盖拧紧，往他桌上推了推。
“新年第一杯。”她说。语气故作随意，但她把杯子推过来的时候，手指在杯盖上多按了半秒，像是怕他没注意到。
林远接过杯子喝了一口。还是甜的。
苏晚晴已经到了。她的座位和放假前没有任何变化——第三排靠窗，背挺得笔直，面前摊着英语词汇手册。但她面前多了一样东西——一份打印出来的倒计时表，用透明胶贴在桌角。上面印着一行加粗的数字：距离高考还有118天。
林远坐下的同时她回头看了他一眼。没有问候，没有寒暄，只是用笔尾指了指桌上那份倒计时表，然后转回去继续背单词。意思很清楚：看到了吗，一百一十八天。该开始了。
刘建国在第一节课上做了开学讲话。他把教案往讲台上一放，推了推眼镜，开口第一句就让所有人安静了。
“寒假摸底考，明天开始。”
底下响起一阵压低了声音的哀嚎。刘建国不为所动，等声音自己消下去，才继续说。
“这次考试的范围是整个高中的全部内容。一轮复习已经结束了，从现在开始，你们每天面对的不再是单元测验，是综合卷。每周至少两套理综，一套数学，一套英语，语文每周一套。加上培优班的专项训练。”
他在黑板上写下一行字：最后一百天。
“一百天之后，你们会坐在高考考场里。一百天之后，你们手里拿的不是笔，是志愿表。这一百天里你做的每一道题、纠正的每一个错误、熬的每一个夜，都会直接写在那张志愿表上。”
他的粉笔在黑板上顿了一下。
“不要等到填志愿那天才后悔。填志愿那天，没有重来一次的机会。”
底下没有人说话。连赵凯都没有转笔。
林远看着黑板上那行字——最后一百天。前世十八岁的林远也听过这句话，在同样的教室里，听同一个班主任用同样的语气说出口。那时候他觉得一百天很长，长到可以继续混。后来填志愿那天，他看着自己那点可怜的分数，把所有够得着的学校都填了一遍。没有一个是他想去的。那时候他才知道，一百天很短。短到一晃就过去了，短到你还没来得及努力，它就已经结束了。
这一世的一百天，他不会再浪费。
开学摸底考的成绩在三天后公布。林远考了年级第二——比期末进步了一个名次。苏晚晴还是第一，但她的领先优势已经缩小到了六分。
成绩单传下来的时候，苏晚晴先看了自己的分数，又看了林远的分数。然后她转过身，用一种很平静的语气说了一句：“六分。”
“期末差十一分。”
“我知道。”她翻到成绩单的背面，在空白处写了一行字，然后撕下来折好，放在林远桌上。纸条上只有两个数字：六分，118天。
林远把纸条折好，放进桌斗里那个文件夹中。他没有说什么“下次一定能追上”之类的话——到了这个阶段，说任何话都是浪费时间。唯一能说话的是卷面上的分数。
林小鹿考了年级第121名，又进步了17个名次。她把成绩单贴在错题本的第一页，然后在那行数字旁边画了一个箭头，写上“目标前100”。赵凯物理第一次突破了一百分——不是及格线，是一百分。他拿到卷子的时候把分数看了好几遍，然后忽然站起来，跑到后排对着孙磊喊了一句“我物理一百分了”。声音大得连走廊里都听得到，被路过的教导主任瞪了一眼。
顾安然考了年级第143名。她的数学第一次突破了一百三十分。成绩单传到她手里的时候，她没有像林小鹿那样画箭头，也没有像赵凯那样喊出来。她只是低下头，在成绩单背面写了几笔，然后把成绩单折好放进口袋里。林远后来才知道她写的是什么——她在成绩单背面重新写了一份目标：一模，前120。二模，前100。高考，前80。
她把每一个目标都精确到了具体的名次，然后折好放在铅笔盒里。铅笔盒内侧贴着一张很小的便签，是开学初林远给她写的那句话——“先戴好自己的氧气面罩”。这张便签她一直没有撕掉。
开学之后的第一个月，林远的生活被压缩成了一条极窄的轨道。
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六点二十到教室。早自习背语文古诗词——秦秀兰在开学第一周发了一份《四川卷古诗文默写高频易错字表》，上面列了将近一百个字。林远把这些字抄在便利贴上，贴在书桌正前方的墙壁上。每天早上背一遍，晚上回家再背一遍。一个月下来，那几张便利贴的边缘已经卷了，但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上午的课一节接一节，课间被压缩到了只剩五分钟——刘建国把每一节课都延后两分钟下课，下一节课的老师又提前两分钟进教室，中间的间隙只够去一趟厕所。中午吃完饭，他会去天台待十五分钟——不是休息，是换一种方式学习。他会把上午做错的题目在脑子里过一遍，用费曼学习*法给自己讲清楚每一步的逻辑。讲不清楚的，下午课间翻书重看。
下午的课结束后，培优班的训练无缝衔接。周国良的数学训练从三点半持续到五点半，中间没有休息。他发卷子的方式很粗暴——一人一沓，做完一张举手，他过来收走，当场批改，当场点评。被点名的人要在黑板上把自己的解题过程写出来，然后全班一起找漏洞。林远被点过两次——一次是解析几何的极坐标方程化简，他在最后一步代回的时候漏了一个符号；一次是导数的参数讨论，他少讨论了一种边界情况。两次错误都被周国良当着所有人的面指出来，没有一句安慰，只有一句“下次注意”。
下次注意。这四个字是周国良在培优班说得最多的评价。林远知道，这不是批评——是期待。周国良不会对那些他觉得“就这样了”的人说“下次注意”，他只对那些他相信能改过来的人说。
英语的训练在李淑芬的节奏下更加紧凑。二月中旬开始，她每隔一天做一次听力专项训练，材料不再局限于四川卷，而是把全国各省的近三年真题全部找出来，挑出最容易出错的连读、弱读、推理判断题集中轰炸。有一次她放了一段BBC新闻片段，语速极快，录音里主持人还带了一点苏格兰口音。全班只有苏晚晴和林远全部听懂。李淑芬放完之后指着林远说了一句：“他的听力不是比别人好，是他比别人多做了一件事——每次错一道题，他把那道题的录音反复听至少十遍。”
晚自习是最后的大块时间。林远把每天晚上的时间分成三段：第一段刷一套理综卷子，第二段对答案整理错题，第三段补短板。短板是流动的概念——这个月是化学电解质溶液，下个月可能变成生物神经调节，再下个月又可能绕回数学概率统计。他每个月第一天会在笔记本上列一张新的“短板清单”，然后一个月内一个一个划掉。
每天晚上十一点半，他准时关灯。躺在床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会自动把今天学过的内容从头到尾过一遍。有时候过到一半就睡着了，有时候过完了还醒着。醒着的时候他会盯着天花板上那根发黑的日光灯管发呆，然后听到隔壁房间父亲的鼾声，然后睡着。
这种节奏很枯燥。枯燥到有时候他在刷完一套卷子之后抬起头，发现窗外的天已经黑了，而自己连晚饭吃了什么都不知道。但他知道这种枯燥是有用的。前世十八岁的林远害怕枯燥，总想找捷径，总想绕开那些重复的、乏味的、需要耐心的事。三十三岁的林远知道，世界上没有捷径。所有看起来像捷径的路，最后都会绕回原点。
二月底，涪城一中出了一件事。
不是大事，但让整个高三都安静了一整天。年级里有一个学生退学了。不是犯了什么事被开除的——是自己走的。那个学生成绩在年级中游，不太可能考上好大学，也不太可能落榜。就是那种最容易被忽略的中等生。他退学的原因没人说得清，有人说是家里经济出了问题，有人说是他自己不想读了。班主任找过他谈了两次，没劝住。走的那天他在校门口站了一会儿，然后背着书包上了一辆长途客车。
赵凯认识那个人。他们是初中同学。晚自习的时候赵凯趴在桌上，没有做题，也没有睡觉。林远问他怎么了，他说了四个字——“他挺可惜的。”
然后赵凯把物理卷子翻到新的一页，开始做电磁感应的大题。他做得很慢，错了很多，但没有停。他咬着笔帽，在草稿纸上反复画线圈。画了第五遍之后他忽然抬头说了一句：“我不会退的。”
林远看着他。这个曾经说电磁感应太难了不如投几个篮的赵凯，现在正把卷子上每一道错题都重新做一遍，用刚学的费曼学习*法给自己讲。他不会退的。不是因为物理突然变简单了，是因为他在跟自己较劲。跟自己较劲的人不会退。
三月初，春天还没有到。
涪城的初春和冬天没有本质区别——天还是灰的，风还是湿的，街上的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但在学校里，春天是另一种刻度——倒计时表上的数字已经变成了两位数。
刘建国在教室后面贴了一张大的倒计时表，和贴在苏晚晴桌角那份一样，只是更大更醒目。每天早上，他会亲自划掉一格。用红色粉笔，从左往右，一格一格地划。那个动作做得极其认真，每划一格都要停一下，像是在为一个即将出征的人整理行装。
倒计时表旁边贴着一行毛笔字，是秦秀兰写的——“行百里者半九十”。字迹端正但不刻板，收笔的时候有一种很轻的力道，像是在用毛笔写批语。
林远每天到教室都会看一眼那张倒计时表。红色的格子越来越密，空白的格子越来越稀疏。他想起前世也是在同一个教室，同样的倒计时表。十八岁的林远每天看到那张表都觉得心烦——又少了一天，又近了一天。现在他三十三岁回头看，才知道那不是“又少了一天”，是“又多了一天”。每一天都是赚的。他以前不会这么想。现在会了。
三月中旬的一个周末，林远在家复习。窗外的梧桐树还是光秃秃的，但枝头已经开始冒绿芽了。很细很小的一点绿色，不凑近了看根本发现不了。但那一点绿色在灰色的天空下很显眼——不是因为它有多亮，是因为它是唯一在变的东西。
母亲端了一杯水进来。她的脚步很轻，和这半年来每一次一样。她把杯子放在桌角，然后站在书桌前，抬头看着墙上那四张拼起来的思维导图。现在那些导图已经快被填满了——每一个分支都延伸到了几层，边缘上贴着的便利贴像一棵树的叶子。她站在导图前面看了很久。她已经不再问“这是什么”了，但她会在每次进来的时候看看墙上多了哪张新图，少了她会在阳台上那捆草稿纸里找找。
“妈，你有什么事要说？”林远先开了口。
母亲犹豫了一下。“你爸最近厂里效益不好。不是他一个人，整个车间都在减产。听说是订单少了。”她顿了顿，“但他没事，你别担心。就是少加点班。”
林远想起前世。前世2010年，父亲所在的机械厂确实经历了一轮效益下滑。那轮下滑持续了将近一年，中间有好几个月工资都只能发基本工资，加班费全停了。父亲在那段时间苍老得很快。但这些都是前世后来才知道的，十八岁的林远当时什么都没察觉。
“是不是从年前就开始了。”
母亲愣了一下。她大概没想到林远会问得这么具体。“嗯。你过年的时候……注意到了？”
“注意到了一点。”林远说。他没有告诉她，自己知道这些不是通过观察，是通过前世记忆里父亲鬓角的白发和饭桌上越来越少的荤菜。
“你好好学习就行。钱的事不用操心，我和你爸有办法。”母亲说完转身出去了，走到门口又停了一下，回头说了一句，“你最近又瘦了。是不是学校食堂不好好吃。下周我给你带点菜。”
门关上了。林远看着那扇门。前世母亲也说过同样的话，他回答的是“知道了”，然后继续打游戏。这一世他没有回答“知道了”，他只是把这件事记在心里——父亲的厂里效益不好，是2010年制造业转型的缩影。这些事情他现在帮不上忙，但他知道它们会怎么发展。等他有能力的时候，还来得及。
三月末，学校安排了一次全省统一的诊断性考试。不是模拟考，是全省高三学生同时参加的诊断性测评，由省命题组出题，题型和难度完全参照高考。这几乎是高考前最重要的一次演练，成绩出来之后会有全省排名。全省排名，意味着你可以大致判断自己的位置——不是在本校，不是在本市，是在全省几十万考生中的位置。
考试那两天，涪城一中的气氛和之前任何一次考试都不一样。不是更紧张——是更安静。那种安静不是被压制的，是自发的。像是所有人同时意识到了一件事：这次考试的成绩单上，会有一个数字，告诉你离目标还有多远。
林远考完之后没有对答案。不是不想知道——是这次考试的题目让他确认了一件事。数学压轴题考了数列与不等式的综合，不是情境化包装，是纯数学推导。这道题的题型和苏晚晴在寒假前说的那句“本省卷的数学压轴题越来越偏，不是难，是偏”完全吻合。它不考解题技巧，考的是对数学结构的理解。他用了构造法，证明过程写了整整一页草稿纸。写完之后他靠在椅背上，忽然意识到一件事——这道题，前世高考四川卷的数学压轴题大概也是这个难度。他前世没做过这道题，因为前世的他根本做不到压轴题。他在前面几道大题就卡住了。
但他现在不卡了。不是因为他变聪明了，是因为这半年他把自己整个数学思维重新打了一遍。从自考高数的知识点，到高中数学的答题规范，到培优班的提速训练。每一步都很笨，每一步都很慢，每一步都走得很用力。现在他能坐在这里，把一道全省诊断性考试的数学压轴题从头到尾做出来。这就是笨办法的回报。
成绩公布之前，林远在天台遇到苏晚晴。
她已经先到了。春天终于来了，风吹在脸上带着一点泥土和青草的气味。操场边上的梧桐树已经长出了嫩叶，淡绿色的，在风里轻轻摇晃。她没有看成绩，只是在看那些树。
“你觉得考得怎么样。”林远问。
“还行。”她说还行的时候，通常意味着“挺好的”。
两个人沉默了一会儿。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她伸手拢了一下。头发比冬天时更长了，已经快过了肩膀。
“林远。”
“嗯。”
“如果这次全省排名出来，我还在你前面——你会不会觉得我一直压着你。”
林远想了想。
“不会。因为你没有压着我。你在拉着我。”
苏晚晴转过头看了他一眼。她的嘴角有那个很淡的弧度——不是笑，是那种“确认了某个答案”的弧度。
“我也是这么想的。”
她把目光转回那些梧桐树上。春天的风从操场方向吹过来，带着远处食堂飘出来的饭菜味和杨树叶子特有的青涩气味。
“以前我觉得，高考是一个人的事。你考你的，我考我的，互不干扰。”她的声音在风里很清晰，“后来我发现不是。一个人走，会走得很快。两个人走，会走得更远。你逼我的。”
“我怎么逼你了。”
“你每天早上六点二十到教室。我六点四十到的时候你已经背了二十分钟古诗。”她顿了顿，“这件事你大概没想过。但我从十二月开始，每天提前二十分钟到教室。因为不想被你超过。”
她说完这句话，把被风吹散的头发拢到耳后。
“诊断考试的成绩，我们一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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