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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火车上的日子，就是吃了睡，睡了吃。白天疯狂的玩牌，时间过得也很快。
娄晓娥的牌技在这几天里突飞猛进，已经能和梁晓打个平手了；
林雪梅依旧是那个不急不躁的模样，输赢不形于色；
梁晓偶尔还会因为一手臭牌懊恼地跺脚，惹得几个人笑成一团。
李秀兰依然不参与，但已经能看出门道了，偶尔会在旁边小声提醒梁晓“你还有个对子没出”，被娄晓娥笑称“小军师”。
不知不觉，列车广播里响起了提醒。
“各位旅客，前方到站是广州站，本次列车的终点站。请各位旅客收拾好行李物品，准备下车……”
杨大伟从上铺跳下来，拍了拍手，把几个正收拾东西的女人注意力吸引过来：“都换换衣服吧。外面太热了。”
十月中旬的北平已经秋凉，早晚要穿外套，可广州不一样，这个季节还在过夏天。
火车上待了几天，几个人都还穿着秋装，要是就这么下车，怕是要热出一身汗。
说完，杨大伟自觉去了过道。
他靠在车窗边，点了一支烟，慢慢抽着，给隔间里的女人们腾出换衣服的空间。
隔间的门关上，但声音挡不住。
里面叽叽喳喳的，像一窝麻雀。
“哎呀，你这个太大了，穿我的吧。”
“我穿不了你的，你那个小。”
“娄姐，你帮我看看后面扣子扣上了没？”
“扣上了扣上了，别动，我帮你把领子翻出来。”
“秀兰，你这件衣服新买的？好看。”
“没……没有，去年做的，一直舍不得穿。”
杨大伟站在过道里，手指夹着烟，眼睛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南方景色，耳朵却没闲着。
那些话一句一句地飘进耳朵里——这个大，那个小——让他有点尴尬，又有点向往。
他吸了口烟，把烟吐向车窗外，强迫自己不去想那些画面。
过了好一会儿，布帘掀开一角，李秀兰探出头来，脸上还带着未褪的红晕，声音轻轻的：“杨厂长，换好了。”
杨大伟掐灭烟头，转身回了隔间。
一掀开布帘，一股混合着雪花膏和香皂的气味扑面而来。
几个女人都换上了清凉的夏装。
娄晓娥穿着一件浅碎花的短袖衬衫，下面是一条深色的确良裤子，头发重新盘了一遍，清爽利落；
梁晓穿着一件白色的确良短袖，配藏蓝色裙子，显得精神；
林雪梅穿着淡蓝色衬衣，沉稳大方。
李秀兰穿得最素，一件淡粉色的短袖衬衫，衬得她皮肤更白了，低着头站在角落里，手指绞着衣角。
“各位女士，去外面等我一会，我也换衣服。”杨大伟做了个“请”的手势。
几个人笑着鱼贯而出。
娄晓娥经过他身边时，低声说了句“快点”，嘴角带着一丝笑。
杨大伟拉上布帘，三下五除二脱掉身上的厚衣服，从包里拿出短袖衬衫和薄裤子，麻利地换上。
他把换下来的衣服塞进包里，整理了一下衣领，拉开了布帘。
“好了，进来吧。”
几个人又鱼贯而入，叽叽喳喳地继续收拾行李。
列车广播再次响起，这次是正式的到站通知：“广州站到了，请各位旅客带好行李物品，从前方车门下车……”
火车缓缓驶入站台，窗外的景色从飞掠变成慢移，最后静止。
站台上人来人往，嘈杂的声音隔着车窗传进来，粤语、普通话、听不懂的方言混在一起，热烘烘的，带着南国特有的湿热气息。
车门打开，热气扑面而来。
“哇，好热！”梁晓第一个跳下车，立刻被热浪逼得退后一步，用手扇着风。
娄晓娥也跟着下车，深深吸了一口气，说：“这空气都是湿的，黏糊糊的。”
林雪梅倒是习惯了，上次来也是这个感受，她笑了笑，说：“过两天就适应了。南方就这样。”
李秀兰拎着她的花布包裹，怯生生地站在车门口，一只脚踏上站台，另一只脚还在车上，陌生的环境让她有些不知所措。
杨大伟在身后轻轻推了一下她的肩膀：“走吧，没事。”
几个人拎着大包小包，随着人流出了站。
广州站前的广场比北平火车站还热闹。到处都是人，扛着蛇皮袋的、拖着行李箱的、抱着孩子的、举着牌子的，南腔北调，人声鼎沸。
高大的木棉树站在广场两侧，叶子绿得发亮，树上还挂着几朵残花。
天空灰蒙蒙的，云层压得很低，空气又湿又热，像进了蒸笼。
杨大伟在广场边叫了两辆三轮车。
这种人力三轮车北平也有，但广州的款式不太一样，车篷是竹编的，上面搭着一块油布，可以遮阳挡雨。
车夫穿着白背心，脖子上搭着一条毛巾，操着生硬的普通话问：“先生，去边度？”
“去广交会附近的招待所。”杨大伟把行李放上一辆车，自己坐了上去，又招呼娄晓娥和梁晓上车。
另一辆车坐着林雪梅和李秀兰。
车子启动了。
车夫蹬得很卖力，车子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穿行。
娄晓娥第一次来广州，眼睛都不够用了。
她坐在三轮车上，东张西望，指着路边的建筑问：“杨厂长，那些楼怎么那么高？阳台还伸出来？”
“那是骑楼。”杨大伟指着街边一排排带有走廊的楼房，“南方雨水多，太阳晒，骑楼下面可以遮阳挡雨，人在下面走路不用打伞。”
“真有意思。”娄晓娥好奇地探出头去看。
路过一棵大树，树冠巨大，气根从树枝上垂下来，像胡须一样，密密麻麻的。
李秀兰在另一辆车上，指着那棵树喊：“晓姐，你看那棵树！怎么长胡子了？”
梁晓笑了：“那是榕树，南方很多。气生根，掉到地上又能长成新树。”
李秀兰“哦”了一声，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棵大榕树，直到车子拐弯，树影消失在街角。
又路过一条河涌，水面上停着几只小木船，有人在船上洗衣服。
两岸种着一种细高的树，树干笔直，叶子像一把把大扇子。
杨大伟认出来了，那是棕榈树。
还有一些植物他不认识——开着一串串红花的是什么？
叶子宽大得像伞盖的是什么？
三轮车夫听他们在讨论，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解释：“那个是三角梅，开红花的。那个大叶的是芭蕉，结的蕉好吃啦。”
“芭蕉？是不是香蕉？”李秀兰好奇地问。
车夫笑了：“差不多的啦，甜一些，糯一些。你们北方来的吧？过几天可以买来尝尝。”
一路上，娄晓娥和李秀兰像两个刚进城的小姑娘，看什么都新鲜，问东问西。
梁晓来过一次，偶尔插两句，但也被几个新品种的植物吸引住了。
林雪梅坐在车上，微笑地看着她们，不说话。
杨大伟靠在车座上，吹着湿热的风，听着她们叽叽喳喳的声音，嘴角不自觉地上扬。
三轮车拐进一条相对安静的街道，在一栋灰白色的楼房前停了下来。
招待所不豪华，但看着干净整洁。
大门上方挂着一块木牌，写着“广交会接待处”几个红字。
杨大伟下了车，付了车钱，又帮几个女人把行李拿下来。
几个人拎着大包小包，走进了招待所大堂。
大堂里已经有不少人了，南腔北调，都是来参加广交会的各地代表。
墙上贴着一张告示，写着本届广交会的日程安排和注意事项。
前台服务员穿着白衬衫，梳着齐耳短发，普通话还算标准。
杨大伟从包里掏出介绍信，递了过去。
服务员看了看，在登记本上写了几笔，抬头说：“同志，你们来得早，房间还有。你们五个人，怎么安排？”
杨大伟想了想：“我自己一个屋，那位同志—”他指了指娄晓娥，“一个屋。其他三个人，开两个屋。”
“行。”服务员利落地登记好，递过来几把钥匙，“二楼，205、206、207、208。楼梯在那边。”
杨大伟接过钥匙，分给几个女人：“娄晓娥住205，林雪梅住206，梁晓和李秀兰住207和208。我在205对面，有什么事敲门。娄晓娥住几天就走，到时候李秀兰再住到205”
“凭什么我住你对面？”娄晓娥接过钥匙，语气随意，但眼角带着一丝笑意。
“方便汇报工作。”杨大伟面不改色，拎着行李上了楼。
上了二楼，几个人各自找到了自己的房间。
房间不大，但干净整洁，一张单人床，一张书桌，一个衣柜，还有一扇朝南的窗户，推开窗能看见远处的一片绿树。
公共浴室在走廊尽头，男女分开。
杨大伟进了自己的房间，把行李往床上一放，检查了一下门锁和窗户。
房间比他预想的要好，床单是白色的，看着是新换的，没有什么异味。
他拉开窗帘，阳光涌进来，刺得他眯了眯眼。
热。真热。
他三下五除二脱掉衬衫和长裤，从包里翻出一条大裤衩套上，光着膀子，趿拉着招待所提供的拖鞋，出了门，朝走廊尽头的公共浴室走去。
走廊里偶尔有人经过，看他光着背，也不奇怪——这个季节的广州，本地人都这么穿。
浴室里，水龙头拧开，凉水哗啦啦地冲下来，浇在皮肤上，舒服得他长长地吐了口气。
他把头伸到水龙头下面，让凉水冲过头皮、冲过脖颈、冲过脊背，一路淌下去，带走火车上积攒了几天的疲惫和黏腻。
冲完澡，他拿毛巾擦干身体，套上大裤衩，光着膀子回了房间。
把换下来的脏衣服塞进包里，又从空间里取出一条干净的毛巾搭在椅子上，然后往床上一躺，双手枕在脑后，看着天花板上那盏吊扇吱呀吱呀地转着。
窗帘被风吹得鼓起来，带着南方特有的湿润气息涌进房间。
远处传来广州街头的嘈杂声——粤语的叫卖声、自行车的铃声、孩子的笑声，混在一起，像是这座城市的心跳。
等太阳下山，再带她们出去转转。
他闭上眼，歇了一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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