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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瑟堡。一九三五年七月二十日，凌晨一时。
诺曼底海岸的这个夜晚没有月亮。
厚厚的云层从大西洋方向压过来，把整个港口笼罩在黑暗中。但
可运输车队的引擎声从昨晚开始就没有停过。
一辆接一辆的德军卡车从港口东侧的陆路方向开来，驾驶室车门上印着德意志人民革命军的徽记，车斗上覆盖着军绿色的防水帆布，帆布下面鼓鼓囊囊的，里面装满了即将运往英国本土的军火。
码头上停着数十艘运输船。
有些是法国远洋公司的货轮，有些是德国航运公司的客货混装船，甚至还有两艘苏联北极航运局的货轮，它们的吃水线已经压得很深了，显然装了不少东西。
码头东侧的一座大型仓库被临时征用为集结区。仓库的铁皮大门敞开着，里面灯火通明。
数百名穿着不同颜色军装的军人站在水泥地面上，按照国籍和军种列队。
他们有男有女，有的年轻得看起来不到二十岁，有的已经两鬓斑白。
共同点是——所有人的胸前都别着一枚小小的红色五角星徽章。那是共产国际远征军的标志。这些同志都是从各国志愿人员中选拔出来的、经验最丰富、政治最可靠、最能打仗的那一批人。
他们即将随船前往英国。
名义上是“军事顾问”。实际上——是去打仗的，和英国红军一起打仗。
仓库最里面，临时搭起了一座一米高的木板台子。
台上，第一个走上来的是德国来的总政委——弗里茨·赫格尔。
赫格尔刚刚从海峡那边飞过来，那边演习的事还没完，他就接到克朗茨亲自签发的命令：
“即刻前往瑟堡，负责组织第一批军事援助英国的行动。”
“同志们。”
“我是个德国人。一九一八年，我还在巴伐利亚的一个农场里铲牛粪。
我的父亲告诉我，我这一辈子就是和农场打交道的命。
一九一九年，共产党的宣传队到了我们村，他们告诉我，我还可以选择另一种人生。”
“于是乎，我放下了铲子，拿起了枪。”
“同志们，我不是来教你们怎么打仗的。你们当中有些人打过的仗比我多得多。”
“我是来告诉你们，英国是马克思写《资本论》的地方，可也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老巢。
是那个压迫了全世界几百年、用鸦片打开清朝国门、用奴隶贸易把非洲变成地狱、用圈地运动把农民从土地上连根拔起的——大英帝国。”
“你们今天踏上英国的土地，不是为了占领它，不是为了征服它。是去解放它。
是去解放那个国家里被压迫了几百年的工人阶级。
是去告诉那些在利物浦码头上扛了一天包、回到贫民窟里连热水都喝不上的人——你们不是天生的奴隶，你们是被变成奴隶的，现在，有人来帮你们砸掉那根锁链了。”
“德国人民委员会主席韦格纳同志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英国革命不是德国的代理人战争。英国革命是英国人民自己的解放斗争。但如果兄弟有难，我们不会袖手旁观。’”
“同志们，去吧。去告诉英国人——你们不是孤岛。你们从来不是。”
第二个走上台的是法国人。他叫安德烈·马蒂，四十九岁，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一九一四年入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当过步兵中尉，在凡尔登的死人堆里爬出来过。
后来他成了反战斗士，再后来他成了共产党人。
如今他是法国红军政治部的副主任。
“同志们。”
“我是个老兵。一九一六年，凡尔登，我是那里的幸存者。你们知道凡尔登是什么样的地方吗？
是法国的绞肉机。是欧洲的火葬场。是资本家把工人子弟送进去、然后再也出不来的无底洞。”
马蒂的声音不像赫格尔那样高亢，反而很低，低得像一个老人在炉火边讲故事。
但那种低沉的音色在仓库的墙壁之间回荡，形成了一种让人皮肤发紧的共鸣。
“那场战争结束之后，我想了一件事。
我们——法国的工人、德国的工人、英国的工人——我们用机枪、大炮、毒气互相杀了四年。
无数的人死去了。
为什么？是因为法国工人恨德国工人吗？是因为英国矿工恨法国农民吗？
不是。
是因为我们没有联合起来。
是因为我们被各自国家的资本家骗进了同一台绞肉机，然后从两边往里填。”
“今天，历史给了我们第二次机会。这一次，法国的工人、德国的工人、苏联的工人——我们要和英国的工人一起，
联合起来，把那些资本家从绞肉机旁边拖开，把绞肉机砸烂，然后上面竖起一面新的红旗。”
“英国不是我们的敌人。英国的下层民众是我们的同志。
今天，你们跨越的不是海峡，是几百年来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挖出来的那条鸿沟。
你们填上它的第一锹土，后面会有千千万万的人跟着你们一起填。”
“我只有一个命令——活着去，活着回来。”
马蒂敬了一个军礼，台下的同志们则齐刷刷地回了一个同样的姿势。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上台的，是苏联人。
他叫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不是那个后来成为方面军司令员的名将，是同名同姓的另一个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三十八岁，乌克兰人，参加过俄国内战，在骑兵第一集团军里当过连长。
如今他是共产国际军事委员会的苏联代表，专门负责协调各国志愿部队的作战行动。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穿着一件卡其色的苏联军官上衣，没有肩章——苏联红军当时已经取消了旧式的肩章——只有领章上的两个蓝色菱形，代表着他高级军官的身份。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走上台之后就提出了一个问题。
“同志们，我问你们一个问题。英国岛上有雾，你们知道吗？”
“不仅有雾，还有鱼和薯条。我在莫斯科吃过一次，不好吃，太油了。”
“但是，同志们，英国岛上还有一样东西，比雾更浓，比鱼和薯条更难以下咽——那就是英国工人阶级的贫困。”
“苏联的同志们在顿巴斯挖煤，英国的同志们在威尔士挖煤。
苏联的同志们在乌拉尔炼钢，英国的同志们在谢菲尔德炼钢。
苏联的同志们在一九一七年举起了红旗，英国的同志们在一九三五年举起了红旗。
时间差了十八年，但举旗的那只手是一样的——是工人的手，是农民的手，是会疼、会流血、会颤抖、但永远不会放下的手。”
“同志们，革命是困难的，是艰苦的，是会有牺牲的。
但革命之后，我希望还能再这里，请你们，请每一个为革命流过血的人吃一顿好的。’”
切尔尼亚霍夫斯基举起右手敬了个礼。
“去吧，同志们。去把英国变成红色的。”
仓库外面，码头上，最后一辆卡车已经卸完了货。
港口的大喇叭忽然响了，
“第一批赴英支援部队，开始登船。”
仓库里，队列开始动了。同志们的身影从仓库的灯光里走出来，走进码头上那些货船投下的巨大阴影里，再走出来，走上舷梯，走进船舱，消失在那些舱门后面。
港口的灯光在夜色中连成一片。
那些货船的甲板上，水兵们正在做最后的系泊检查。
舷梯被抽走了，缆绳被解开了，发动机的震动从船体传到水面上，在港口的灯光里激起一圈圈细密的涟漪。
第一艘船缓缓离开码头，船头转向西北，驶向英吉利海峡。
在海峡对面，在那片正在燃烧的土地上，那些正在为英国革命抛头颅洒热血的同志们，正在等待他们。
凌晨三时整，运输船全部驶离瑟堡军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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