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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晨七点半，疗养院的早餐铃响了。弗里尔醒来的时候，赫尔塔已经洗漱完毕，正在给女儿梳小辫。
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愣了几秒，然后听见隔壁房间传来孩子们的嬉闹声。
早餐是自助餐。
面包、黄油、果酱、煮鸡蛋、牛奶、咖啡，还有切成薄片的香肠和奶酪。
弗里尔端着盘子找位子的时候，看见维斯一家已经坐在昨天那张靠窗的桌边了。
维斯朝他招手，他把餐盘端过去，放下。
维斯的脸明显被晒黑了。
“昨晚睡得好吗？”
“还行。”弗里尔坐下，往面包上抹黄油，
“你呢？”
“好得很。海风吹着，听着浪声，一觉到天亮。”
维斯给自己倒了杯咖啡，
“我在家可没这福气。半夜鸡叫，天不亮牛也叫。”
“厂子里面的拖拉机可不比牛安静。”
两人都笑了，笑完又沉默了一会儿。
“今天去纪念馆？”维斯问。
“嗯。九点在大厅集合。你们去不去？”
“去。”
“带着孩子去？”
“带着。”维斯说，
“让他们看看，今天的日子是怎么来的。
我家小子在课本上读过，书上的字他认得，但意思他不懂。
什么叫牺牲，什么叫奉献——这些事光靠嘴说，说不明白。
得让他亲眼看见。”
九点整，疗养院的导游在大厅门口点名，清点人数。
一队人沿着疗养院门前的林荫道向东走，弗里尔牵着女儿，赫尔塔拽着老二，老大跟在旁边。
维斯一家走在他们前面不远，玛尔塔抱着小女儿，维斯牵着儿子。
纪念馆是栋平房，红砖外墙，灰色瓦顶，门前立着花岗岩纪念碑。纪念碑上刻着一行字：
“为德意志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与巩固而牺牲的烈士永垂不朽。”
导游是个年轻姑娘，二十出头，穿着蓝灰色制服，左胸别着共青团徽章，声音清脆。
“同志们，这里的纪念馆，建于一九二七年，是为了纪念在共和国历次革命战争和建设事业中牺牲的烈士们。”
她推开纪念馆厚重的大门，入目是一面高大的纪念墙。
墙上是密密麻麻的名字，按年份排列，从一九一八年开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革命，牺牲烈士共三千二百四十七人。”导游的声音变得庄重，
“其中，柏林巷战牺牲四百二十一人，埃森工人起义牺牲三百零五人，汉堡水兵起义牺牲一百八十七人。
其余分散在布伦瑞克、莱比锡、慕尼黑等地。”
弗里尔的目光从那些名字上一一扫过。
他认出了几个——那是他在部队时的战友，在汉堡巷战那年牺牲的，就在他眼前。
一颗子弹打穿了钢盔，人当场就没了。
当时的弗里茨还是个新兵蛋子，不知道该怎么办，趴在地上不敢动，后来有人冲上来把他拖了下去。
拖着拖着，拖他的人也倒下了。
那个人叫瓦尔特，萨克森人，农民出身，比他大两岁。
他们入伍那天分到同一个班，下连队后睡上下铺。
瓦尔特话不多，但笑起来憨厚，集训时步枪打靶，弗里尔总是脱靶，瓦尔特就在旁边教他怎么瞄准，
“瞄准的时候别想着打中，想着那道线，你和靶心之间只有一道线，你的眼睛顺着那道线过去，不要管枪，不要管手，只管那道线。”
弗里尔试着按他教的做。
弗里尔从记忆中抽身，继续跟着导游往前走。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国内统一战争时期，牺牲烈士共三千七百二十一人。”
导游的声音在空旷的展厅里回荡，
“其中，在平定巴伐利亚反革命暴乱中牺牲的烈士最多，其次是清除鲁尔区自由军团残余势力的战斗。”
第二面墙上，照片渐渐多了起来。
有穿军装的，有穿工装的，有穿便装的。年轻的面孔，灰白色的照片。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三年，援助匈牙利革命时期，牺牲烈士共八百三十人。”
弗里尔想起了自己的老班长。
一个来自萨克森的工人，三十岁，胡子拉碴，笑起来露出一口黄牙。
据说他是在匈牙利牺牲的。一颗炮弹落在他藏身的废墟里，老班长浑身是血，连一句遗言都没留下，睁着双眼瞪着天空，壮烈牺牲。
“一九二一年至一九二四年，德奥合并期间，牺牲烈士共三百二十人。
主要为在奥地利境内清剿法西斯残余势力的战斗中牺牲的同志。”
“一九二六年至一九二七年，意大利统一战争时期，牺牲烈士共一千七百八十三人。”
“一九二九年，法国革命期间，牺牲烈士共六百一十一人。
主要为在巴黎、里昂、马赛等城市巷战中牺牲的国际志愿军战士。”
“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一年，波罗的海三国解放战争时期，牺牲烈士共一千三百六十七人。
主要为在里加、塔林、考纳斯等城市攻坚战中牺牲的指战员。”
“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二年，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牺牲烈士共四千二百三十一人。
其中，国际志愿军战士占半数以上。”
导游的声音在“四千二百三十一人”这个数字上停了一下。展厅里安静极了。
有人摘下眼镜擦着镜片，有人低着头，有人望着墙上那些照片出神。
“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牺牲烈士最多的一场对外战争。”
导游的声音放轻了，
“也是国际主义精神最为发扬光大的一场战争。”
“四十二个国家，三万二千名国际志愿军战士，与西班牙人民并肩战斗。其中，德国同志占最大比例。
牺牲的烈士中，就有来自我国各地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
“他们的名字，都刻在后面的墙上。”
第四面墙上，没有照片，只有一封信。信是写在一张泛黄的纸上的，字迹潦草，但能辨认。
“亲爱的妈妈：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不在了。
不要难过，我是光荣牺牲的。
西班牙的人民需要我。
他们和德国的人民一样，都是被压迫的人。
都是靠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却被另一些人骑在头上的人。
他们需要有人帮他们打这一仗。
所以我来了。
来之前我见过韦格纳同志一次。
他问我想不想知道为什么要去西班牙。
我说想。
他说你去看看，看看那里的人过得什么日子。然后自己找答案。
主席说的对，有些答案，得自己去寻找。
妈妈，儿子不孝，不能给您养老了。
但我相信您的儿子没有白死，这里的农民能分到地，工人能当家做主，他们的孩子能上学了。
这就够了。
请不要为我难过。
妈妈您保重。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日”
展柜前站着几个老人。
一个老人摘下帽子，在胸前画了个十字。旁边的老农妇用手帕捂着脸，肩膀微微颤抖。
弗里尔转过脸，看见了墙上那些照片。他看见了一个他认识的人。
那张照片说不上多么清晰，镜头里密密麻麻挤了几十张脸，都是年轻人。
弗里尔一眼就认出了最前排那个戴船形帽的小个子。
那是他自己。
照片下的说明写着：“国际纵队德意志志愿旅第二营第三连，摄于一九三二年四月，西班牙。”
老大的手指在玻璃上戳出一个灰色的指纹。
“爸爸，你为什么在上面？”
儿子仰头望着他。拳头大的黑眼睛，像极了他父亲年轻时的模样。
弗里尔蹲下来，和儿子平视。
“因为爸爸去过西班牙。”
他的声音很轻。
“西班牙？就是书里写的那个西班牙？”
“对。就是那个西班牙。”
“你去那里干什么？”
“去帮那里的人民打仗。”
“打谁？”
“打那些不让他们过好日子的人。打法西斯。”
“法西斯是什么？”
弗里尔想了想，怎么跟一个六岁的孩子解释这个词。
“法西斯，就是说工人干活拿到的钱，不该归工人——应该归资本家和工厂主说了就算。”
“那些人坏吗？”
“坏。”
“所以你把他们打跑了？”
弗里尔愣住。
“……我们把他们打跑了。”
“你和谁？”
弗里尔抬起头，目光落在那张黑白照片上。
几十张年轻的面孔，大多不到三十岁。
有些人他叫得出名字，有些人他只记得外号——胖子、瘦子、老烟枪、哲学家。
还有些人他连外号都不记得，只记得他们是哪个地方来的。
“和这些人。”弗里尔的手指隔着玻璃，在一个个年轻模糊的面孔上移动着。
“他们都和你一起去打坏人吗？”
“对。”
“他们现在在哪？”
弗里尔没有回答。
儿子又问了一遍。
“爸爸，他们现在在哪？”
他的手指停在照片上一个人身上。那人站在最后一排的左边，只露出半张脸。
但弗里尔记得他是谁。
“瓦尔特，萨克森人，农民出身。”
他和弗里尔同一天入伍，在一个班睡上下铺，
弗里尔从西班牙带回来的那张单人照，就是瓦尔特拍的。那是他们打到巴塞罗那以后的事了。
“瓦尔特叔叔牺牲了。”
“牺牲就是死了？”
“……对。”
“他怎么死的？”
弗里尔喉结滚动了一下。
“他当了爸爸的替死鬼。”
“什么意思？”
“子弹本来是打爸爸的，他扑过来把爸爸推开了。”
“那他怎么样了？”
“……他死了。爸爸活下来了。”
儿子沉默了很久。他望着照片上那些模糊的面孔，不知道在想什么。弗里尔也望着照片，望着那些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的人。
有几个他看着眼熟，但叫不出名字了；
有几个他连眼熟都不眼熟，只隐约记得是后面补进来的新兵；
还有些人他甚至不记得自己是否在西班牙的哪条战壕里见过他们的最后一面。
“爸爸。”
“嗯。”
“你会忘记他们吗？”
“不会。”
“为什么？”
弗里尔摸着儿子的头发，慢慢说。
“因为爸爸的命是换来的。
爸爸多活的每一天，都是被换来的。
如果爸爸把他们忘了，那他们的死就白费了。对不对？”
儿子点头。
“所以爸爸不能忘。你也不能忘。”
“嗯。”
“等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孩子，你要告诉他们。告诉他们是哪些人拿命换了今天。让他们也记住。”
“他们会忘吗？”
“也许会。但你要一遍一遍地跟他们说。”
“说到他们记住为止。”
弗里尔站起来，重新握住儿子的手。隔着玻璃，那群年轻人还在笑。拿着枪，戴着船形帽，勾着肩搭着背。
他们不知道自己会死在哪，但他们还是去了，去了那些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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