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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锁上店门的时候，远处有烟花在天上炸开。金红色的火星子往下掉，落在商业街的水泥路面上，转眼就灭了。我把父亲那个牛皮笔记本塞进棉袄内袋，贴着心口。最后一行是我刚写的：“1991年，要做什么？”
风带着火药味吹过来，冷得割脸。我把围巾往上拉了拉，蹬上那辆永久牌自行车，往家的方向骑去。
推开家门，热气混着饺子馅的味道扑面而来。
母亲刘淑芬正从厨房端出一盖帘饺子，白菜猪肉馅的，褶子捏得紧实，摆在桌上像一排排小白胖子。父亲炜正坐在小方桌旁，面前放着一只搪瓷缸子，“劳动最光荣”的红漆掉了半边。他正往里倒酒——散装白酒，从副食店打来的，白色塑料桶装着，五块钱一斤，酒液溅起细小的水花。
“哥！”炜婷从灶台后面探出头，脸上沾着面粉，“妈包了五十个，有你二十个！”
“胡说什么，”母亲把盖帘往桌上一放，“一家人分什么你的我的。”
四个人围坐在小方桌旁。屋角的14寸黑白电视开着，正在放春晚。屏幕上赵本山在小品里抖包袱，今年他演了个相亲的段子，底下观众笑得前仰后合。信号不太好，雪花点时不时闪一下，炜婷就得起身转一下天线。
父亲端起搪瓷缸子，抿了一口。他右手握着缸子，那只手在抖——三年前在车间被冲床砸过的后遗症，腕子里打了钢钉，端起东西来总是微微发颤。
“你也喝点。”父亲把搪瓷缸子推过来。
我愣了一下。重生以来，这是第一回。我端起缸子，仰头灌了一口。酒很烈，从喉咙一路烧到胃里，像吞了一把炭火。我咳嗽了两声。
“慢点喝。”父亲说。他没看我，眼睛盯着电视屏幕。
“没事。”我把缸子放回去。
母亲夹了一个饺子放到我碗里，没说话，只是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心疼，也有骄傲。我低头咬了一口，白菜的甜味混着猪肉的油香，烫嘴，但香。
炜婷趴在小方桌旁，用筷子头戳着饺子皮：“哥，明年你的店会更大吗？”
“不知道。可能吧。”
“那我以后可以去你店里打工吗？”
我抬起头。她十六岁，扎着马尾辫，校服袖子上磨出了毛边。前世这时候她还在上学，后来我亏了钱，她高三没读完就去流水线上拧了螺丝。我见过她的手——十七岁，指节粗大，全是茧子。
“不用。”我说。碗里的饺子冒着热气，熏得我眼睛发酸。“你好好读书。以后哥供你上大学。”
炜婷的筷子停住了。她看着我，眼睛一点点亮起来。
我笑了。这是重生以来第一次，不是算计的笑，不是应付的笑，是从肺腑里升上来的。“拉钩。”
“拉钩！”她伸出小拇指，手指上还沾着面粉。
父亲没说话，又抿了一口酒。但他的嘴角往上走了一点。很小的一点，但被我看见了。电视里的赵本山正在说那句经典的台词，屋子里回荡着笑声。
大年初二，我起了个大早。
店里不开门，但我不放心，总想去看看。鞭炮屑在街面上铺了厚厚一层，踩上去咯吱响。天空灰着，云层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雪。
我骑到”炜杰百货”门口，刚掏出钥匙，就看见店门口站着一个人。
“陈姐”我叫了一声。
“郑总的新年礼物。”她从公文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信封，递过来。信封很厚，边角裁得整齐。
我接过来，打开。里面是一份合同，复写纸誊的，一式两份，蓝黑色的字迹。标题是《特约经销合**议》。东海贸易给”炜杰百货”特约经销商资格，进货价比市场价低一成，紧俏商品优先供货。条件是：我定期向东海贸易提交江城市场的销售数据，什么卖得好、什么走得慢、哪个价位最好卖。
“不是收编，”陈婉清说，“温州的渠道，你可以继续用。郑总不碰你的根。”
“郑总为什么给我这个？”
“因为你看懂了市场。”她语气平淡，像在陈述事实，“郑总需要看得懂市场的人。”
“我要是不签呢？”
陈婉清看了我一眼，目光很淡，不带威胁，也不带讨好：“不签也没关系。但签了，对你只有好处。”她把公文包换到另一只手里，“初三我还在这边，初四回省城。”
说完，她转身走了。黑色大衣的下摆在风里飘了一下，拐过街角就不见了。
我站在店门口，手里捏着那个信封。雪花开始往下落，很小，像天上有人在撒盐。
“考虑几天。”我对着空气说。
店里很冷，煤炉早灭了。我没生火，坐在柜台后面，看着窗外的雪越下越大。
商业街很安静，大多数店铺贴着红纸封条，还没开张。雪落在瓦檐上、电线杆上，把整条街都捂白了。
从怀里掏出父亲的笔记本，翻到”1991年，要做什么？“那一页。钢笔尖悬在纸上，墨水洇出一个越来越大的黑点。
我写下第一条：“一、扩店。隔壁张德才要搬走，那间铺面拿下来，店面大一倍。”
第二条：“二、加品类。小百货稳住了，该上家电小件——电风扇、电熨斗、收音机。九十年代，家电要进老百姓家里了。”
第三条：“三、招人。现在只有我和赵强，忙不过来。得再找一个，能守摊、能搬货、会说话。”
第四条：“四、苏晓棠。她的棉衣做得好，手艺细。可以长期拿货，帮她开个’服装店’。”
写到这里，我停了一下。笔尖在纸上顿住。
第五条。最重要的，我不能写在纸上——即使写了，也不能让人看懂。
“五、”我写得很轻，“四年。”
只有两个字。但我看着它们，心跳加快了。郑东海。1995年。走私。枪毙。前世我在报纸上读到过这个消息，那时我是逃债的流浪汉，蹲在火车站候车室里，报纸上印着他的照片，黑白的。
我还有四年多一点。在那之前，我得站起来。站得足够高，高到郑东海倒的时候，砸不着我。
我把笔记本合上，放进柜台抽屉里，锁好。
我站起来，走到店门口。雪还在下，地上积了薄薄一层。商业街白茫茫的，安静得像一幅水墨画。
街对面，“明远百货”的灯亮着。
顾明远站在店门口，也朝我这边看。他穿着那件藏青色棉袄，双手插在兜里，肩膀上落着雪。我们就隔着半条街，隔着漫天雪花，对视了一眼。
没有挥手，没有说话。只是对视。
他的灯亮着，我的灯也还亮着。在这条街上，我们都还在。
然后，他转身回了店里。我也转身，把店门带上，锁好。
风卷着雪花打在脸上，凉丝丝的。我走在雪地里，脚下咯吱咯吱响，脚印一行行延伸出去，很快被新雪覆盖了半个。
前四十章的故事，到这里，先画一个顿号。
但我的故事——1991年的故事，才刚开头。郑东海在，顾明远在，陈婉清带着合同还在城里住着。我也还在，带着一间店、一个本子、一个承诺。
雪越下越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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