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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条街上的中介之间流传着一句话：“来钱最快的方式，不是骗打工仔，是找学校。”这句话是谁先说的，已经没人记得了。但这句话的含金量，每个中介都懂。打工仔兜里最多掏三百八的体检费、五百的保证金，一个人宰到头也就千把块钱。但学校不一样——一个学校一个批次送三百个学生，每个学生身上净赚两三千，一趟下来就是几十万。而且学生比打工仔更好骗，因为打工仔被骗过一次就长记性了，学生被骗了还以为是“学校安排的，不会错”。
我，刘姓周，在这条街上当中介的第五年，开始做学校的生意。
一开始是技校。
我老家的一个表弟在一个民办中专上学，听他说他们学校每年都要安排学生去实习，说是实习，其实就是拉去厂里当廉价劳动力。我问他那实习工资多少，他说不知道，学校没说，反正包吃包住。我一听就明白了——学校在里面抽水，而且抽得很深。
我让表弟帮我打听了一下他们学校负责实习的老师姓什么。姓吴，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戴眼镜，看着挺和善。我通过一个中间人约她吃了顿饭，在开发区那个海鲜酒楼，四个人吃了六百多，我买的单。饭桌上聊了聊，我提出可以帮他们学校安排实习，我的条件很简单：每个学生每天给我抽二十块钱的“管理费”，学生数量不低于两百人，实习期不少于三个月。
吴老师没有当场答应。她问了几个问题，比如工厂在哪里，环境怎么样，安不安全。我都回答了，答得很流利，因为这些问题我已经准备了三天。她听完以后说回去跟领导汇报一下。
一周以后，她打电话给我，说成了。
那是我第一次做学校的单子。两百一十三个学生，中专二年级，学的是电子商务和物流管理，被安排到了一个做手机配件的电子厂。电子厂给我的价格是每小时二十四块，我跟学校签的协议上写的是每小时十八块，中间的六块钱差价，我拿两块，学校拿四块。学生名义上拿的是十八块每小时，但实际上到手的只有十五块——学校扣了所谓的“实习管理费”“住宿费”和“水电费”，每人每小时再扣三块。
这个差价学校抽得非常丝滑，学生们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工资被扣了。工资是学校统一代收代发的，学生拿到手的工资条上只写着“实习津贴”四个字，没有明细，没有加班费说明，没有任何可以对照的原始数据。学生们以为厂里给的就是这个数，因为厂里从来没有直接跟他们说过真实工价。
这批学生干了四个月。中间有两个学生因为工伤被送到医院——手指被机器压了，学校的第一反应不是送医，而是打电话问我：“这事会不会曝光？”我说不至于，你跟学生说这是操作不当，让他们自己承担。学校真的这么做了。两个学生，一个十七岁，一个十八岁，各自垫付了三千多的医药费，最后也不知道该找谁赔。学校方面表示“会跟厂方沟通”，沟通过后说是学生操作不当，不予赔偿。两个学生的家长从老家赶过来，在学校门口拉横幅，被学校的保安劝走了。最后学校出面每人赔了两千块了事，签了和解协议，协议上写着“学生自愿放弃进一步追责的权利”。
这事后来被我一个在人社局的朋友知道了。他跟我说，你们这属于克扣实习生工资，按照《职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是违法的，至少存在“通过第三方转发实习薪资或克扣劳动报酬”的问题。我问我这事严重吗，他说按规定不得通过中介机构组织安排学生实习，对违规行为顶多责令整改和罚款——反正在学校那边，“责令整改”这四个字从来没有真正落实过。后来那个中专还是照样跟中介合作，换了个中介而已，我又不是我行里搞这种事的唯一一个人。
第二笔生意是一所高职学校。这次是我的一个老客户介绍的，学校就业办的主任，姓孙，四十出头，头发很油，说话的时候习惯性摸下巴。孙主任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说得很直白：“我们学校的就业率是有要求的，每年都要达标。你帮我们把学生送出去，不管工厂还是公司，只要有人接收就行。至于工资待遇什么的，你自己跟学生谈，我们不干涉，只要别出事。”我说那我的费用怎么算？他说：“人头费，每人一千，报到就付，不议价。协议里我们会写成‘校企合作服务费’，你放心，财务那边我打过招呼。”
我算了算，他们学校这一届毕业生有一千两百多人，就算只搞定一半，也是六十多万。这笔账太好算了。
但我后来没做这单。不是因为我良心发现，是因为我打听到这所学校的上一家合作中介出事了——学生被送去一个黑厂，干了两个月没拿到工资，几十个学生家长堵在学校门口闹了三天，电视台都来了，最后那个中介被查了，老板跑路了。我觉得风险太大，就推了。
不过这单生意我没浪费，我转手介绍给了隔壁的吴胖子，跟他收了五千块的“信息费”。吴胖子后来真去做了。他给那所高职学校安排了两批学生，第一批两百多人，第二批三百多人，全部送到了他在开发区联系的一个电子厂。吴胖子从每个学生身上净赚了两千多的差价——工厂给的工价是学生到手工资的一点五倍，中间那零点五倍被吴胖子和学校五五分账。这个分账比例在当时不算高的，我听说有的地方中介只拿百分之十，学校拿百分之四十。
学校与中介的合作还有一个更隐蔽的通道——实习鉴定。
这是我在第三年才接触到的一个灰色地带。实习鉴定是职校学生毕业的硬门槛，没有实习鉴定，拿不到毕业证。一些中介与学校之间形成了这样一个默契：学校负责把学生交给中介，中介负责把学生塞进工厂，工厂负责给学生盖章签字，写好鉴定意见。至于学生在这期间到底学了什么、做了什么、干了什么活，谁也不关心。只要最后那张实习鉴定表上有红章，学校就认，教育局就认，学生就能顺利毕业。
我认识的一个人专门做这种鉴定。他姓刘，跟我一个姓但不是亲戚，外号叫“刘一刀”，意思是盖一个章一刀下去就是五百块钱。他的操作很简单：他找了几家跟他有合作的工厂，拿到工厂的公章，然后自己在打印店做表格，三块钱一张的A4纸，上面的实习鉴定内容自己编——什么“该生实习期间表现优异”“熟练掌握岗位技能”“圆满完成实习任务”，翻来覆去就这几句话，换个名字换个日期就能用。他给学生开价三百到一千不等，看学校的要求严不严，大专的贵一点，中专的便宜点。他跟我说过一句名言：“实习不需要真的去实习，你去公园长椅上睡两个月，把鉴定表给我，我帮你搞定。”
我问他这合法吗，他说：“合法？这行有几个是合法的？但你放心，这种事上面没人查，因为学校也需要我们——如果每个学生都真的去实习六个月，学校上哪找那么多工厂？工厂哪有那么多岗位？就算有，学生不愿意去怎么办？所以这事本质上是大家心照不宣，你别捅出去就行。”
我没捅出去。不是不想，是捅不出去——谁信呢？一个中专生跟你说“我的实习鉴定是五百块买的”，你会觉得他胡说。但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在这座城市的每个角落，在一个个打印店、一家家中介公司、一所所学校的办公室之间流转。
我记得有一次，我被一个学校的老师叫去开会。会议上坐了好几家中介的代表，还有学校的就业办、教务处、学生处的负责人。主题是“如何提高我校毕业生就业质量”。开了两个多小时，说来说去就是说怎么安排学生实习、怎么对接企业、怎么签三方协议。中间教务处的一个主任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咱们这个专业的学生学的是会计，你们尽量安排到跟财务相关的岗位，实在不行的话，其他的也可以，反正那个实习经历最后也不怎么查。”
不怎么查。
三个字，把一整年的教学质量、培养方案、学生前途全部埋葬。
我从那个会议室出来的时候，外面下着雨。我没打伞，站在门口抽烟。刘一刀也在，他蹲在花坛边上，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雨水顺着他的发梢往下滴。他抬头看我，说：“刘哥，你觉得咱们这是在帮学校，还是在害学生？”
我说不知道。
他说：“我觉得都不是。咱们是在做生意。学生是货，学校是货架，工厂是买家，咱们就是那个搬货的。搬货的想那么多干什么？”
他把那根没点燃的烟取下来，夹在耳朵上，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水，走进了雨里。
我想起老张，想起小何，想起那个被父母抛弃的年轻男人，想起在桥下被救的那个小伙子，想起那些签了“劳务协议”的学生，想起彩蛋九里那个撕传单的李斌——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是从学校这个货架上被搬走的。
他们来的时候带着一个红色的传单，传单上写着月薪八千。走的时候手里攥着几百块钱，攥得紧紧的，像攥着最后一根稻草。
而我，和那些学校，和那些工厂，一起攥着这根稻草的另一端。
后来我不做了。不是因为有良心了，是因为那所高职学校的孙主任出事了——他收了中介的回扣，被纪委查了，停职了。跟他合作的中介也被调查了，卷进去好几个。
我从这条线上彻底撤了出来。
但我知道，这条线不会断。那个毕业证还在，那些实习鉴定表还要盖章，那些等着就业数据验收的学校还在，那些等着挣钱的中介还在。它们之间那条绳子绷得紧紧的，一年又一年，送走一批学生，又来一批学生。
绳子从来没断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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