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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阿强，在这条街上做日结中介，跟刘姓周他们不太一样。他们做长工，我做日结。日结的意思是：你今天干活，今天拿钱，不拖不欠。听起来是不是比那些黑中介靠谱？其实也黑，只是黑的方式不同。日结工的工价被我们压得很低，物流园分拣一晚上一百二，我们抽二十，工人到手一百。工地搬砖一天两百，我们抽四十。有些厂给一百八，我们报一百五，中间三十块是我们的。工人知道被抽了，但没办法，因为没有我们，他们连这一百块都拿不到。
我干这行五年了，见过太多日结工。他们是最惨的那群人——比长工还惨。长工好歹有个宿舍，有张床，日结工连个固定住处都没有。今天在这个桥洞，明天在那个公园。他们不敢生病，不敢受伤，因为没有任何保障。你伤了，病了，我就换一个人顶上，多的是人等着干。
我本来已经习惯了。心肠硬了，才能干这行。可是去年冬天有件事，让我的心硬不起。
那天凌晨两点，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常跟我干活的日结工，五十多岁，姓孙，我叫他老孙头。他声音发抖，说他在物流园门口，手被叉车压了。我赶过去，看到他右手食指和中指血肉模糊，指甲盖翻起来了，露出下面粉红色的肉。他蹲在路边，把那只手举着，血顺着手腕往下淌，滴在地上，黑乎乎的看不清颜色。物流园的保安不让他在门口等，说他吓着进出的货车司机。我把他扶到路边一棵树下，打120。等了二十分钟，救护车来了，医生看了一眼，说要去医院拍片子，问有没有社保。我说没有。医生说那要先交押金，两千。老孙头从口袋里摸出一把钱，皱皱巴巴的，数了数，三百二十块。我帮他垫了一千七，算借给他的。
到医院，拍片子，两根手指骨折。医生说要做手术，打钢钉，费用大概两万。老孙头听了，脸白得像纸，嘴唇哆嗦了半天，说：“大夫，不做手术行不行？你给我包一下，我自己长。”医生说包一下可以，但手指会畸形，功能会受影响。老孙头说：“畸形就畸形，我不弹钢琴。”后来他选了保守治疗，打了石膏，开了点止痛药，花了八百多。我那垫的一千七还剩九百，我给了他，他不要，我硬塞。
从医院出来，天快亮了。他站在医院门口，把那只好手插进裤兜里，看着马路对面的早餐摊，说了一句让我到现在都忘不了的话：“阿强，你说我是不是该死？我死了就不用连累别人了。”
我说你别说这种话。
他说：“我老婆跑了，儿子不认我，我连个手机都没有，你打我电话都是借别人的。我活着干嘛？”
我没接话。把他送回他住的地方——一个废弃的桥洞，铺着纸板和破棉被，旁边放着一个塑料桶，里面装着他在垃圾堆捡的塑料瓶。他钻进去，缩成一团，像一只受伤的野狗。
那天晚上我没睡着。我把手机里存的日结工名单翻了一遍，三百多个人，每个名字背后都是一个故事。有个叫小陈的，二十岁，被骗了八千块，睡过地下通道，后来又跟我干日结。有个叫老张的，五十三岁，睡公园长椅，抢不到活就喝自来水。这些人的脸在我脑子里转来转去，转得我头疼。
第二天我做了个牌子。木板是我从垃圾堆捡的，纸箱皮裁了裁，用记号笔写了几个大字：“日结工人不是牲口，黑心老板出来还债。”下面用小字写：“物流园叉车压伤无人赔，工伤自费两万无保障。”我没写自己是谁，也没写联系电话，就是一块牌子，白底黑字，丑得很。
我站在物流园门口举牌子。物流园的人认识我，因为我天天带人来干活。他们经理出来，问我什么意思。我说没什么意思，就是给你们看看，你们把工人当人看了吗？经理说你疯了，你以后还想不想在这干了？我说我不干了。经理说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说对，所以我才举牌子。
第一天，举了四个小时，被保安赶走了。
第二天，我换到劳务市场门口。那里人多，日结工多，中介也多。我牌子一举，立刻围了一圈人。有人拍照，有人竖大拇指，也有人骂我。骂我的是其他中介，说我坏了规矩，说我装圣人，说你自己也是抽水的，你装什么装。我没理他们。有一个中介走过来，一把扯过我的牌子，摔在地上，踩了两脚。我捡起来，拍拍灰，继续举。
第三天，来了两个穿便衣的人，把我带到了派出所。他们说有人报警说我扰乱公共秩序。我说我没喊没叫，就站在这举牌子，怎么扰乱了？他们说有人投诉你。我问谁投诉的？他们说不能透露。关了四个小时，让我写了个保证书，说不再去那里举牌子了。我写了，签了名。出了派出所，我又把牌子举起来了。换了个路口，离派出所远一点。
第四天，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举着牌子在街上走，路过“诚信人力”门口——对，就是那个跑路的家伙原来的店，现在又换了个老板，改名叫“迅捷劳务”，卖的还是同样的套路。我刚走过去，里面冲出两个人，一个胖一个瘦，把我围住。胖子说：“你是不是有病？你举这个牌子，别人还以为是我们坑人。”我说你们没坑人吗？胖子说我们正规经营，你少在这放屁。说着就来抢我的牌子。我没松手，他一把推过来，我往后踉跄了两步，瘦子从后面一脚踹在我腿弯上，我直接跪在地上。牌子摔在地上，裂成两半。他们又踢了我几脚，踢在背上和腰上，不算重，就是疼。旁边有人喊“别打了”，他们才停手，转身回了店里。
我趴在地上，缓了大概有两分钟。起来的时候，嘴角磕破了，嘴里一股铁锈味。我吐了口唾沫，红的。裤子膝盖处磨了两个洞，左腿膝盖蹭掉一层皮，火辣辣的疼。
我把那裂成两半的牌子捡起来，用胶带缠了缠，又举起来了。裂了，字断开了，“日结工人不是牲口”变成了“日结工人是牲口”，缺了那个“不”字，意思全反了。我拿记号笔在旁边补了一个大大的“不”，歪歪扭扭的，但能看清。
那天晚上我回到出租屋，脱了衣服，看到背上青了两块。我用热毛巾敷了敷，疼得龇牙。敷完躺在床上，想了很多。想老孙头的手指，想小陈的地道，想老张的长椅，想那两个人踢我的脚。我想，我这样举牌子有用吗？物流园的经理照样开他的车，中介照样发传单，黑厂照样招工，被骗的人照样排队交保证金。我举了四天，什么也没改变。那条街上的店，一家都没关。那个“迅捷劳务”，第二天照常开门，门口还贴着红色的传单，“月薪8000”几个字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但我不甘心。我觉得总得有人做点什么。不是我，也会是别人。既然别人不做，那就我做。
第五天，我没去那条街。因为我想明白了，在那条街上举牌子，最多让几个路人看一眼，拍个视频，过两天就忘了。那些中介不怕这个，他们怕的是上面的人。执法的人。
所以我去了劳动局。
劳动局在市中心，一栋灰色的大楼，门口挂着几个牌子，其中一块写着“XX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大门两侧各有一个石狮子，石狮子眼睛瞪得圆圆的，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台阶很高，我从下面往上看，觉得那栋楼像一座城堡，里面住着能判人生死的人。
我没敢进去。就在门口站着，把牌子靠在身边，面向马路。牌子上的字已经有点模糊了，胶带也松了，风一吹，纸板呼啦呼啦响。我从口袋里摸出一支记号笔，把每个字都描了一遍，描得黑黑的，远远就能看见。
那天是工作日，进出劳动局的人很多。有穿西装的公务员，有夹着文件袋的律师，也有像我这样穿着皱巴巴衣服的打工者。他们进进出出，有人会看我一眼，有人不会。有一个大姐出来的时候，停下来看了我的牌子，问我：“你是做什么的？”我说我是中介。她说中介也来劳动局？我说对，中介也是人，中介也有看不下去的时候。她看了我几秒，从包里掏出一瓶水递给我，说：“辛苦了。”就走了。
那天我在劳动局门口站了六个小时，从上午九点到下午三点。中午饿了，去旁边便利店买了个面包，就着那瓶水吃了。吃完回来，继续站。
没有警察来赶我。没有中介来打我。就是站着，举着牌子，看着那栋灰色的大楼。
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用。也许劳动局的人看到了，会想一想为什么一个中介会来抗议。也许他们不会。也许他们会觉得我是个疯子，一个自己也在抽水的日结中介，居然跑来劳动局门口装好人。也许他们根本就没看见我——那栋楼那么高，窗口那么多，谁会在意门口站着一个人呢？
但我不打算停下来。
明天我还会来。后天也会。大后天也会。只要我还没被打死，没被抓进去，没被饿死，我就会来。
我换了一个新牌子，上面写的字更多了：“日结工没有工伤，没有社保，没有合同，没有尊严。请劳动局给一个说法。”背面写着：“黑中介、黑厂、黑物流园，谁在保护他们？谁在保护我们？”
我还在牌子底下用绳子挂了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老孙头那张医院的病历，上面写着“右手食指、中指骨折”。那是证据，证明我说的不是假话。
今天是我来劳动局的第七天。
我已经熟悉了门口的保安，他们换班的时间，哪个比较好说话，哪个会皱眉。我已经熟悉了进出的公务员们脸上的表情——大多数是无表情，少数会有一丝好奇，极少数会有一丝同情。我已经熟悉了旁边便利店的面包口味，以及哪一款最便宜。
那条街上的中介店，还在开。我昨晚路过的时候看到的，“迅捷劳务”的灯箱亮着，里面有几个人坐在沙发上等，大概又是新来的求职者。他们不知道自己将要面对什么。刘姓周的店关着，但他的招牌还在，没有被拆掉。老赵的打印店还亮着灯，我透过玻璃看到他在里面整理纸张，低着头，很专注。
一切都没变。没有人因为我的抗议而关门，没有黑厂因为我的牌子而改变合同，没有日结工因为我的呐喊而多拿到一分钱。
但我还在举。
不是因为我傻，是因为我觉得，总得有一个人举着这块牌子，站在某个地方，让路过的人看到——原来这个城市里还有人在乎这件事。
也许有一天，那个在劳动局窗口里工作的人，下班的时候多看了一眼我的牌子。也许有一天，那个刚下火车拖着行李箱的年轻人，看到我的牌子，会犹豫一下要不要交那笔体检费。也许有一天，那个被人从桥下救起来的小伙子，会想起这个世界上还有人愿意为别人站出来。
也许什么都不会发生。
但我不试，怎么知道？
我把牌子靠在肩膀上，换了个姿势。腿有点酸，胳膊有点麻。我抬头看了看那栋灰色的大楼，太阳正从楼顶偏西，把“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几个字照得发亮。
明天，我还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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