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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新开始手术。第一步，清创。
他用碘伏和生理盐水反复冲洗创面，一遍又一遍，把伤口里的铁屑、油污、碎骨头渣子全冲出来。旁边一个护士在配合他递各种工具，钳子、镊子、剪刀，要什么有什么。切除被污染的软组织时，他下手很准，坏死的切掉，好的留下，不多一刀，不少一刀。用咬骨钳修整断骨端，让断面平整光滑，像刨子推过的木板。
这是断指再植的基础。清创不彻底，术后必然感染，手指烂掉，白接。修整不精确，骨头愈合不良，长歪了，以后这手指就是摆设。
王建新的手很稳，每一刀下去都有分寸。旁边的护士看他操作，眼睛都不敢眨。
第二步，固定骨骼。
他用克氏针从断端穿入，将骨骼对位固定。克氏针是一根细长的钢针，比缝衣针粗一点，要穿过骨髓腔，把断开的骨头串在一起。王建新的手指稳得惊人，针尖对准骨髓腔，一推，进去了。灵力探查让他能感知到每一丝骨质的阻力，针走到哪里，遇到什么，他心里清清楚楚。
克氏针的方向、深度、角度，都恰好避开了重要的血管神经束。不是运气，是他能“看见”。
第三步，缝合血管。
这才是真正的考验。
王建新俯身在显微镜前，左眼闭着，右眼贴着目镜。那台老式显微镜的镜片已经有些模糊了，但他调了很久，找到了一个还算清楚的角度。他左手持显微钳，右手持显微持针器，开始缝合直径只有零点三毫米的指动脉。
零点三毫米是什么概念？比头发丝粗不了多少。肉眼根本看不见，只能在显微镜下操作。
他用神识观察着血管的两端，同时在显微镜下找到它们。血管壁薄得像纸，针尖轻轻一碰就可能破。他用显微镊将它们对在一起，然后开始缝合。
用的是10-0尼龙线——比头发丝还细，肉眼几乎看不见。王建新的手在显微镜下缓缓移动，针尖穿过血管壁，一针，两针，三针……
他在食指上缝合了两条动脉、三条静脉。中指损伤较重，骨头露出来了，软组织也缺了一块，他缝合了一条动脉、两条静脉。
钱教授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地看着。他的手不自觉地握紧了，指节发白。
他看过很多台断指再植手术，在协和，在同仁，在上海，在广州。但没有一台是工农兵学员做的，没有一台是在这种破旧显微镜下做的，没有一台是第一次上手就这么稳的。
第四步，缝合神经。
手指的神经和血管一样细，但缝合的要求更高。神经束要对齐，一丝一毫都不能错，否则术后感觉无法恢复——接上了，有血有肉，但摸东西没感觉，跟假肢差不多。
王建新用9-0尼龙线，在显微镜下一针一针地缝合神经外膜。他的动作不快，但每一针都精准。神经束对齐了，外膜对好了，缝线打结的力度刚好，不紧不松。
第五步，修复肌腱。
他用4-0尼龙线缝合了屈肌腱和伸肌腱。肌腱是管手指弯曲和伸直的，接不好，手指僵在那里，能活不能动，也没用。王建新缝合得很仔细，肌腱的断端对得整整齐齐，缝线埋在肌腱里面，不会摩擦周围的组织。
缝合后，他用镊子轻轻拉了拉肌腱，断指开始有轻微的屈伸活动。
好了，能动了。
第六步，缝合皮肤。
创面不大，张力不大，直接缝合。他用细针细线，一针一针地缝，针距均匀，松紧适度。缝完了，伤口对合整齐，没有一丝缝隙。
最后一针缝完，王建新直起腰，松开止血带。
所有人屏住了呼吸。
一秒，两秒，三秒——
断指的指尖开始泛红。先是淡淡的粉红，然后慢慢变深，变成正常的肉红色。
护士差点喊出来，赶紧捂住了嘴。
钱教授拿起放大镜，凑近了，仔细检查了吻合的血管。血管在搏动，血液在流动，断指的末梢，毛细血管充盈时间不到两秒——他用指甲轻轻按了一下指尖，按下去的地方变白了，松开手，不到两秒就恢复了红色。
这意味着血液循环已经恢复。
钱教授放下放大镜，直起身，看着王建新。他的眼神很复杂，有惊讶，有不解，还有一种说不清的东西。
“你以前做过这种手术？”他问。
“没有。”王建新说，“这是第一次。”
手术室里安静了五秒钟。谁也没说话，只有监护仪的滴滴声和窗外远处传来的汽车喇叭声。
钱教授戴着口罩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但说出来的话让所有人都愣住了。
“从一九六三年陈中伟教授完成第一例断肢再植，到现在，全国能独立完成断指再植的外科医生，只有二十个人。”
他看着王建新，停顿了一下。
“你是第二十一个。”
然后钱教授转过身，走出了手术室。他锃亮的皮鞋，脚步声在走廊里回荡，一下一下的，越来越远。
王建新站在手术台前，看着钱教授的背影消失在门口。他没说什么，低下头，继续做术后处理。包扎、固定、开医嘱，一项一项地做，不急不躁。
“这才哪到哪呀？”他心里想着，“一个开挂的人，哪是你能想象得到的？未来的极限能到哪里？我自己都不知道。”
术后护理做完，王建新跟手术室的医生、护士点了点头，便走出了手术室。走廊里的灯管嗡嗡响，照得地面发白。他脱下手术服，把手套摘了，手指被汗水泡得有点发白。
断指再植手术后，王建新的名声彻底传开了。
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从北医传到协和，从协和传到北京各大医院。外科医生们聚在一起的时候，话题总绕不开这个名字——王建新，工农兵学员，边防团来的，第一次做断指再植就成功了，还是在钱教授眼皮底下做的。
接下来几天，王建新所在的宿舍楼下每天都有人等。有来请教的医生，穿着白大褂，夹着笔记本，一蹲就是一天。有来采访的记者，脖子上挂着相机，手里拿着录音笔，见人就问“王建新住哪间”。还有外地托关系赶来的患者，有的断了一根手指，有的断了两根，有的断了整只手，从黑龙江来的，从云南来的，从新疆来的，大包小包，拖家带口。因为士兵学员住宿区是军事管理，严禁外人进入的，不管是谁来了，只能在外面等着。
王建新的生活被彻底打乱了。
早上出操，有人在操场边上等着。上课，有人趴在教室窗户上往里看。去食堂，有人端着饭碗坐到他对面，问东问西。回宿舍，外面坐满了人，看见他就站起来，七嘴八舌地喊“王大夫”。
刘卫东说：“队长，你现在比电影演员还火。”
李建国说：“电影演员也没这么多人围着啊。”
王建新没说话，他知道，这只是开始。以后还会有更多的手术，更多的病人，更多的目光。他得习惯，这也是他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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