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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28日，李宇轩从南京回来，他在火车上就想好了怎么处理。李宇轩的脚刚踩上王启山家门槛，戴笠就跪了。
不是慢慢弯膝那种跪，是膝盖砸地砖的跪。声音闷得像一锤子敲在湿木头上，跟在后面的李弥胡琏张灵甫谢晋元四人也跟着扑通扑通成了四颗闷雷。戴笠双手举着一只皮箱，箱盖大敞，银元码得整整齐齐，最上面压着一张上海华夏银行的汇票。
七十万。连本带利，九出十三归，算得分毫不差。
李宇轩没看箱子。他弯腰脱了皮鞋换上布鞋，走到太师椅前坐下，端起桌上晾着的茶抿了一口，才抬眼。
“六十五万，我在福煦路181号输了五万。你们五个，背着我，围了王启山的家。一块大洋，买了人家全部家产。”
他顿了顿，把每个字都咬清楚。
“六十五万。你们几个分了。一块大洋，都没给我留。”
戴笠的额头死死贴着地砖，声音发颤：“老大，我们错了。”
“错哪儿了？”
戴笠愣了。错在分钱没分老大一份？这话不能说。错在背着他办事？这话说了等于没说。
他脑子转得飞快，最后选择了一个最安全的回答：“我们不该拿您的钱。”
“我的钱？”李宇轩笑了，“那钱是王启山的。你们拿一块大洋买了人家全部家产，那钱现在是你们的。怎么就成了我的？”
戴笠不敢接话了。
李宇轩站起来，走到书案前，拿起一沓厚纸板和毛笔，蘸饱墨。纸板比平时大了一圈，是专门裁的，墨也磨了满满一砚台。
第一块纸板，他写了四个字：
欺师灭祖
翻过来，背面又写了两行小字：“戴笠。主谋。分赃二十万。六十五万赌债，老大在牌桌上输，他在牌桌下捞。”
第二块纸板：“黄埔败类”。背面：“李弥，分赃八万。”
第三块纸板：“见利忘义”。背面：“胡琏。联络销赃。分赃八万。”
第四块纸板，他看了看张灵甫。张灵甫跪在地上，腰挺得笔直，脸上的肌肉绷得像铁皮，眼眶发红，嘴唇抿成一条线。李宇轩提起笔，写了两个字：“糊涂”。背面：“张灵甫。从犯。分赃六万。”
写完看了看，又在“糊涂”后面加了一个字：“账”。糊涂账。他知道张灵甫是被裹挟的，但六万块大洋拿在手里的时候，没人逼他。
第五块纸板。谢晋元跪在最边上，低着头，看不清表情。李宇轩写的是：“不冤不怨”。背面：“谢晋元。知情不报。未分赃。”
五块纸板穿好麻绳，李宇轩挨个挂上脖子。挂到谢晋元的时候，谢晋元忽然抬头，声音很轻：“老大，我是真不知道。戴笠跟我说是剿匪司令部的正常调拨，让我去码头站一班岗。
后来我知道了，钱我全退了。”
李宇轩看了他一眼，没说话，把“知情不报”四个字划掉，改成了“交友不慎”。谢晋元看着胸前新改的字，嘴角抽了抽，想笑又没敢。
戴笠他们看着谢晋元，眼睛里好像要冒出火来了。
高帽是早就糊好的。五顶，每一顶都有一尺半高，用硬纸卷成，外糊红纸，帽檐上贴白纸黑字。
戴笠那顶写的是“特一号刮民党”，李弥的是“黄埔赌棍”，胡琏是“见利忘义”，张灵甫是“糊涂账”，谢晋元是“交友不慎”。每顶帽子顶上粘着一个纸团，红纸搓的，像戏曲里丑角戴的球，毛边都翻出来了，针脚粗得像狗啃的。
“自己戴上。”
五个人默默拿起各自的高帽，扣在头上。戴笠的帽子太高，差点翻倒，他赶紧伸手扶住。李宇轩说：“不许扶。掉了就磕头捡。”
戴笠松了手。帽子在头顶上晃了两晃，稳住了，像一个随时会倒的烟囱。李弥的帽子糊的时候浆糊用多了，帽身歪向左边，戴上后整个人看起来永远在往左偏。张灵甫的帽子最大——李宇轩特意给他做大的，说“你头大”。
“现在。去游街。”李宇轩拉开门，“路线不变。胶州路到外滩。敲锣。喊。喊什么我写在你们牌子背面了，自己背。”
静安寺路的午后，太阳白花花地照在地面上。五顶一尺半高的红纸帽在人群中缓缓移动。每人左手持锣，右手握槌，每走三步敲一下，敲完喊自己的罪名。
哐——“我戴笠，欺师灭祖！主谋分赃二十万！”
哐——“我李弥，黄埔败类！串通设局分赃八万！”
哐——“我胡琏，见利忘义！销赃分赃八万！”
哐——“我张灵甫，糊涂账！分赃六万！”
哐——“我谢晋元，交友不慎！知情不报未分赃！”
谢晋元喊完最后三个字的时候，脸红得像他帽子上的纸球。交友不慎。
这四个字比什么“从犯”“帮凶”都狠——它不是骂你坏，是骂你蠢。蠢到跟这帮人做朋友。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先是一个卖梨膏糖的老头，铜锣掉在地上，嘴巴张着忘了合拢。
接着是一群刚从学堂放学的孩子，追着队伍跑，嘴里学喊“欺师灭祖”“黄埔败类”，奶声奶气的，跟鹦鹉学舌似的。
一个穿旗袍的舞女站在二楼阳台上，手里捏着一把瓜子，边嗑边看，忽然朝戴笠丢了一颗瓜子壳，壳飘在他高帽上粘住了。戴笠不敢动，继续走。舞女笑得花枝乱颤，转身朝屋里喊：“阿姊快来看，五只大公鸡！”
最绝的是一个剃头匠，挑着担子在路边看了半天，忽然扯开嗓子喊了一句：“那个分赃二十万的——你剃头不？我给你剃个光头，省得戴帽子！”
戴笠的脸从脖子根紫到了帽檐。
《新闻报》的记者骑着自行车追了上来，车还没停稳就举起相机对焦。戴笠下意识抬手挡脸，李宇轩的声音从身后飘来：“雨农，手放下。”戴笠的手像被线牵了一样放下来，咔嚓一声，他的侧脸定格在1933年5月上海的阳光里，高帽的影子斜斜罩住半张脸，像半个囚笼。
杜月笙的黑色福特轿车跟在后面。车窗没摇下来，但车里的人明显在往外看。司机回头低声说了一句什么，杜月笙没有回答。过了一会儿，轿车缓缓加速，从旁边超过游街队伍，开走了。
李宇轩远远看着那辆车的屁股，知道杜老板这是在表态：事是我场子里出的，但人是你的人，我不插手。
游完街，天已经擦黑。五个人被带回院子，嗓子全废了，手也敲锣敲得抬不起来。李宇轩让勤务兵在花圃边上挖了五个坑，三尺深，两尺宽，间距一米五，横平竖直，像步兵操典里画的那样。
“进去。”
戴笠爬进第一个坑。他腿软，爬了三下才坐稳。土被一锹一锹填进来，从脚踝到膝盖，从膝盖到大腿，从大腿到胸口。
泥土的凉意从四面八方挤过来，他觉得自己正在被大地慢慢吃掉。五个人依次被种进坑里，土埋到胸口。李宇轩走过去，把五顶高帽重新扶正，又把胸前的牌子捋平整，退后三步，歪着头看了半天。
五颗脑袋在地里排成一排，头顶一尺半高的红纸帽，胸前挂着大牌子，在暮色里像五棵刚从土里冒出来的畸形萝卜。
“浇点水。”李宇轩吩咐勤务兵。
勤务兵拎了一桶水，挨个在每颗脑袋旁边的土上浇了小半瓢。水渗进土里，五个人同时打了个哆嗦。上海五月的夜晚不凉，但湿土裹着身体，夜风一吹，那滋味跟蹲水牢差不了多少。
“明天一早，”李宇轩拍了拍手上的土，“我让人来施肥。”
五颗脑袋同时转过来看他，五双眼睛里写满了惊恐。
戴笠的嘴唇哆嗦了两下：“老大，真要施？”
李宇轩看着他，面无表情地看了五秒钟，然后忽然咧嘴笑了。
“骗你们的。”
五个人同时长出一口气，那一口气大得连院子里的梧桐树都摇了摇。
李宇轩搬了把藤椅坐在廊下，点了一根烟，不说话了。他就在那里坐着，看天上的星星一颗一颗亮起来。一根烟抽完，起身回屋，关门，熄灯。
院子里安静了。只剩五颗脑袋在地里，头顶高帽，胸挂大牌，在夜风里像五棵长歪了的庄稼。
沉默了很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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