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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9月，维也纳雅各布·科恩是在一场大火中失去一切之后，才真正学会什么叫“一无所有”的。
但那场大火不是烧他的房子——而是烧他的梦。
事情要从一年前说起。1867年夏天，雅各布在布达佩斯老布达的码头上卖面包，攒下了十七个福林。这对一个十九岁的犹太小贩来说，是一笔巨款。他本可以继续攒下去，开一家属于自己的面包铺，在布达佩斯扎根，让妹妹米里亚姆念书，将来嫁个好人家。
但米里亚姆病了。
不是什么绝症，只是普通的伤寒。但老布达没有像样的医生，只有一位靠放血和念咒治病的“理发师外科医生”。米里亚姆高烧了九天，第九天的夜里，她忽然清醒过来，抓住雅各布的手说：“哥哥，我想喝热汤。”
雅各布跑遍了大半个布达佩斯，才在一家通宵营业的餐馆里买到一碗鸡汤。他端着碗跑回住处时，米里亚姆已经闭上了眼睛。
那是1867年11月的一个雨夜。
雅各布把妹妹埋在犹太人墓地的一角，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块最简单的墓碑。碑上只刻了一行字：米里亚姆·科恩，九岁，愿她安息。
他没有刻“她是被上帝带走的”或者“她的灵魂在天国”之类的话。因为他不确定上帝是否真的存在。如果存在，为什么会让一个九岁的女孩死于一杯不干净的水？
葬礼结束后，雅各布站在墓地门口，看着雨水从墓碑上滑落，忽然觉得整个布达佩斯像一座巨大的坟墓。
他决定离开。
维也纳，利奥波德城，第二区。
雅各布在“红刺猬”旅馆的阁楼上租了一个铺位，每月租金两个福林。房间里住了十二个人，有磨刀匠、擦鞋童、裁缝学徒，还有一个自称是“波兰流亡贵族”的老酒鬼。所有人都讲德语，但口音各不相同——有波西米亚口音、匈牙利口音、加利西亚口音，甚至有人讲带着土耳其腔的塞尔维亚语。
“这就是帝国。”老酒鬼有一次喝醉了，举起酒杯说，“十二个人，十二种语言，挤在一个房间里，做梦都想把对方赶出去。”
雅各布没有说话。他只是默默地擦着皮鞋——他在维也纳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车站给人擦鞋。
但雅各布的目标不是擦鞋。他有比擦鞋更大的野心。
在布达佩斯码头卖面包的那段日子，他学会了一件事：信息比面包值钱。码头上每天人来人往，商人们谈论关税、运费、走私路线，水手们谈论哪个港口妓女便宜、哪个海关官员收贿赂。雅各布那时候只是听，偶尔把有用的信息卖给需要的人——比如告诉某个烟草走私贩，今晚海关会换班，走东边码头更安全。
换来的不是钱，而是一包烟草、一瓶酒，或者一句“以后有事找我”。
在维也纳，雅各布打算把这件事做得更大。
“约瑟夫，你确定这里安全吗？”
“安全，绝对安全。这条街上的警察都被我喂饱了。”
说话的是一个矮胖的中年男人，名叫约瑟夫·科胡特，是维也纳犹太人社区里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他经营着一家“咖啡馆”——如果那个地方能叫咖啡馆的话。
地点在利奥波德城的塔博尔大街十七号，一栋灰扑扑的四层楼房的一层。门面窄小，夹在一家肉铺和一家当铺之间，如果不仔细看，很容易错过。门口的招牌上写着“科胡特咖啡馆”，但“咖啡馆”三个字的油漆已经剥落了一半，看上去像是“科胡特咖”。
雅各布跟着科胡特走进门，立刻闻到了一股混合着廉价咖啡、旧烟草和汗水的味道。
店里只有五张桌子，三条长椅，角落里堆着几大袋咖啡豆。墙上挂着一幅已经发黄的版画，画的是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柜台后面站着一个独臂的老头，正在用唯一的一只手擦杯子。
“这是费伦茨，”科胡特介绍道，“以前是匈牙利骑兵，在索尔费里诺战役中丢了左臂。他现在是我的伙计，兼保镖——虽然他已经六十岁了。”
费伦茨抬起头，用右手的杯子朝雅各布比了比，算是打了个招呼。
“我为什么要把咖啡馆卖给你？”科胡特坐到一张桌子旁，翘起二郎腿。
“因为你需要钱，”雅各布说，“而我会给你更多。”
“你一个擦鞋的，能有多少钱？”
雅各布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布袋，放在桌上。布袋沉甸甸的，发出金属碰撞的声音。
科胡特打开布袋，眼睛立刻亮了。里面是四十枚金币——不是奥地利金币，而是更值钱的英国 sovereign金币。
“你……你从哪儿弄来的？”
“这不重要，”雅各布说，“重要的是，这些钱足够买下你的咖啡馆，外加你欠债主的那三百福林。”
科胡特咽了口唾沫。他确实欠了一屁股债，而这间咖啡馆根本不赚钱——每天的客人不超过二十个，大多是附近的穷人和落榜的艺术生。
“成交，”科胡特说，“但你得告诉我一件事。”
“什么？”
“你一个十九岁的犹太小子，哪儿来的这种眼光？”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只是微微笑了一下。
那种笑容，不像一个十九岁的年轻人，更像一个经历过太多事情、已经不在乎答案的中年人。
莱奥·冯·海登莱希在军事学院的第一年结束了。
他的成绩排在年级第三十七名——总共四十八人。不算差，但也不算好。教官对他的评语是：“缺乏领导气质，但服从命令，射击成绩优秀。”
莱奥知道自己为什么缺乏“领导气质”。因为他不喜欢发号施令。他更喜欢一个人待着，看书，或者擦枪。
但军事学院不允许你一个人待着。军事学院要求你时刻与别人在一起：一起吃饭、一起睡觉、一起上厕所、一起在操场上跑圈，直到双腿失去知觉。
“海登莱希！”教官的声音从远处传来。
“到！”莱奥立正。
“过来！”
莱奥跑过去，发现教官面前站着一个穿便装的老人。老人大约六十多岁，头发花白，但腰板挺得笔直，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军大衣——没有军衔标志，但大衣的剪裁显然出自维也纳最好的裁缝之手。
“这位是冯·施特拉赫维茨男爵，”教官说，“前皇家骑兵上校。他要见你。”
莱奥愣住了。冯·施特拉赫维茨——这个名字他听过。父亲生前常常提起一个叫“埃贡·冯·施特拉赫维茨”的人，说他是“奥地利最好的骑兵指挥官”，也是父亲在战场上的上司。
“你就是弗里茨的儿子？”老人打量着他。
“是的，先生。”
“你长得不像他。他比你高半个头，而且有一头红发。你倒是像你母亲——苍白，瘦弱，一副营养不良的样子。”
莱奥没有说话。
“你知道你父亲是怎么死的吗？”
“在柯尼希格雷茨战役中，被普鲁士的针发枪……”
“不对。”老人打断了他，“你父亲是被自己人害死的。”
莱奥抬起头，盯着老人。
“柯尼希格雷茨战役的前一天晚上，我向上级请求增援。我说，如果不在左翼增加两个胸甲骑兵团，明天普鲁士人就会从那个方向包抄我们。上级说，‘没有多余的兵力，你们自己想办法’。”老人说到这里，冷笑了一声，“结果第二天，普鲁士人果然从左翼包抄了。你父亲的骑兵团冲上去堵缺口，死了三分之二。他也在其中。”
莱奥的手在颤抖。
“我告诉你这些，”老人盯着他的眼睛，“不是让你仇恨帝国。而是让你记住，在这个帝国里，没有人会替你着想。你只能靠自己。”
“那……那您为什么要告诉我？”
“因为你父亲救过我的命，”老人说，“在1859年的马真塔战役中。如果不是他把我从马背上拉下来，那颗炮弹会把我炸成碎片。所以我欠他一条命。”
老人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给莱奥。
“这是给你母亲的。告诉她，如果她需要帮助，可以随时来找我。”
莱奥接过信封，鞠了一躬。
老人转身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头也不回地说了一句：
“还有一件事。你父亲不是懦夫。他那天本可以撤退，但他没有。他选择了向前冲。”
伊洛娜·拉科齐坐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包厢里，百无聊赖地看着舞台上的芭蕾舞。
她不喜欢芭蕾。她觉得那些踮着脚尖跳舞的女人像一群受了惊的天鹅，优雅但愚蠢。她也不喜欢维也纳。这座城市太精致了，精致得像一个瓷器店，你每走一步都要小心翼翼，生怕碰碎了什么。
但母亲非要带她来。
“你需要见见世面，”母亲说，“维也纳是帝国的首都，这里的社交圈比布达佩斯高级一百倍。”
伊洛娜觉得“高级”这个词本身就低级得可怕。
歌剧院的包厢里坐满了人。前排是皇帝弗朗茨·约瑟夫的包厢，但今天皇帝没来——据说他在美泉宫处理政务。旁边是外交大臣的包厢，再旁边是一位俄罗斯公爵的包厢。
伊洛娜的目光扫过人群，忽然停在一个年轻男人身上。
那个人坐在第三排靠右的位置，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黑色燕尾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脸上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微笑。他大约二十五六岁，长相英俊，但眼神里有一种让人不舒服的东西——像是猫在看一只还没决定要不要抓的老鼠。
“那是谁？”伊洛娜问母亲。
“哪个？”
“第三排，右边，黑衣服的。”
母亲看了一眼，脸色微微变了。
“那是卡尔·冯·温迪施格雷茨王子，”母亲压低声音说，“宫廷近卫军上尉，同时也是……一个臭名昭著的花花公子。离他远点。”
但伊洛娜没有移开目光。
因为她发现，那个王子也在看她。
不是那种偷偷摸摸的、躲闪的看，而是明目张胆的、毫不掩饰的看。仿佛在说：我已经注意到你了，你呢？
伊洛娜觉得恶心。
但她也觉得有趣。
雅各布的咖啡馆在开业第三个月开始盈利。
不是因为他煮的咖啡好喝——事实上，他的咖啡比科胡特时代的更苦，因为他在里面掺了一种便宜的菊苣根粉。而是因为他开始做一件以前科胡特不敢做的事：允许客人在店里“谈生意”。
什么样的生意？
所有生意。
有人在这里买邮票、卖邮票。有人在这里兑换外币，汇率比银行优惠。有人在这里打听消息：“听说加利西亚那边又闹起来了？”“可不是嘛，哥萨克人烧了三个村子。”“谁干的？”“不知道，也许是波兰人，也许是犹太人，反正不是哥萨克人自己。”
雅各布从来不参与这些谈话。他只是坐在柜台后面，擦杯子，记账，偶尔抬头看一眼说话的人。
但他记住了一切。
谁在抱怨皇帝，谁在咒骂匈牙利人，谁在偷偷摸摸地跟塞尔维亚人接头。谁的钱包里装着什么样的纸币，谁的袖口上有女人的口红印，谁的靴子上沾着哪个区的泥土。
信息就是金钱。而雅各布正在把咖啡馆变成一座信息交易所。
一天晚上，一位特殊的客人走进了咖啡馆。
那是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中等身材，穿着一件灰色的长外套，戴着礼帽，帽檐压得很低。他走到最角落的桌子坐下，点了杯黑咖啡。
雅各布端咖啡过去的时候，那人忽然低声说了一句话：
“听说你这儿可以买到‘消息’？”
雅各布放下咖啡，不动声色地说：“先生，我这儿只卖咖啡。”
“那如果我出一百福林买一个消息呢？”
“什么消息？”
“关于一个人，”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这个人，三天前在布拉格失踪了。有人告诉我，他可能来了维也纳。如果你能找到他，我会再付一百福林。”
雅各布看了一眼照片。照片上是一个年轻男人，大约二十出头，戴眼镜，表情严肃，像是一个大学生或者一个年轻学者。
“他是谁？”
“你不必知道，”那人说，“你只需要找到他。”
雅各布沉默了几秒钟。
“两百福林定金，”他说，“不论找不找得到，都不退。”
那人从口袋里掏出一小袋金币，放在桌上。
雅各布数了数，正好二十枚金币——相当于两百福林。
“成交，”雅各布说，“三天后你来，我给你消息。”
那人站起来，戴上帽子，头也不回地走了。
费伦茨从柜台后面探出头来：“那是什么人？”
“不知道，”雅各布把金币收进口袋，“但我猜，他来自布拉格，是警察局的人，或者比警察更高级。”
“你怎么知道？”
“他的靴子，”雅各布说，“布拉格产的皮靴，鞋底磨损的方式，说明他经常走石板路——布拉格老城区的街道全是石板。而且他说德语，但‘失踪’这个词的重音在第一个音节，这是捷克口音。”
费伦茨摇了摇头：“你才来维也纳一年，怎么就变成了一个侦探？”
雅各布没有回答。他只是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纸，写下那个人的描述，然后开始思考：一个从布拉格失踪的大学生，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花两百福林找他？
也许，答案不在维也纳。
也许，答案在布拉格。
而雅各布知道，帝国里没有什么是真正“失踪”的。每一个人，每一件事，最终都会在某家咖啡馆的某个角落里，被人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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