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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川港。阮文山把最后一箱炮弹搬上卡车，直起腰时，脊椎骨咔哒响了一声。
他抹了把额头的汗，看着港区深处新靠岸的那三艘货轮。
船身漆着蓝底金星的标志，和他在身上胸口的那个图案一样。
“阮，过来！”美国军需官恩瑞中尉远远招手。
阮文山小跑过去。
他在俘虏营学过半年汉语，也会几个英语单词，被提拔成这个运输连的翻译兼副排长。
虽然他这个排只剩十七个人。
“那三艘船，你们南华的。”恩瑞递过一张清单，说话时眼睛没看他，盯着货轮方向。
“去点货，签字。吃的穿的，还有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阮文山接过清单。纸张被海风刮得哗啦响，上面列着：
腊肉，二十吨。
鱼露，五千罐。
米粉，十五吨。
中药丸（止血、消炎、驱寒），三百箱。
棉质内衣，两万套。
橡胶凉鞋，两万双。
信件包裹，八百件。
看到最后一项时，他愣了愣。
恩瑞催促道：“快点，下午有军船要进港，别占着泊位。”
阮文山带着他那个排走向三号泊位。
货轮舷梯已经放下，几个穿着南华海军制服的水兵正在和码头调度交涉。
看见阮文山一行人过来，一个水兵抬头，用带着广府口音的汉语问：“是接收部队？”
“是。”阮文山回答，把清单递过去。
水兵扫了一眼，回头冲船上喊：“是自己人！卸货！”
船上响起吆喝声。
滑轮组吱呀转动，第一网兜货物吊下来。
是木箱，箱盖上用红漆刷着【南华国营第一食品厂】和【腊肉·二十公斤】的字样。
阮文山的一个兵，原来叫阿登，现在登记名是陈登。
他凑近木箱嗅了嗅，忽然用越南语小声说：“这是家乡的做法，用蕉叶熏的。”
这话像颗小石子扔进死水潭。
周围几个原本麻木搬运的士兵都慢下动作，目光落在那些木箱上。
第二批吊下来的是陶罐装的鱼露。
密封的罐口依然有丝丝缕缕的气味渗出，那种发酵鱼虾特有的咸鲜味道，钻入鼻中，勾起了他们的记忆。
是河内街边米粉摊的味道，是盛夏傍晚母亲往汤里兑一勺深褐色液体的动作，是雨季里发霉的屋檐下挂着的瓦瓮。
没人说话，只有默默搬运时粗重的呼吸，陶罐轻轻碰撞的闷响。
第三艘船卸的是药品。
木箱打开，里面是蜡封的纸盒，盒上印着汉字“云南白药”“三七止血丸”。
随船来的有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自称是海防医学院的实习生，他拿起一盒药，对阮文山解释：
“总统特意交代的，说前线伤员用得着。用法都写在里面，有说明书和用法。”
阮文山问：“总统？”
年轻人笑着说道：“对，就是总统。”
货物清点到一半时，港区外传来汽车引擎声。
五辆卡车开进来，车斗里坐着或躺着的，都是从前线后送的南华伤员。
血腥味和脓臭味先于人影扑面而来。
伤兵们被抬下卡车，暂时安置在码头仓库边的空地上。
等待转运的间隙，有人看见了这边堆积如山的货物，看见了木箱上熟悉的文字。
一个腿被炸断的年轻伤员忽然挣扎着半坐起来，指着药箱方向，用磕磕绊绊的汉语喊：“药！那是我们的药！”
医护兵跑过去按住他。
伤员却抓住医护兵的胳膊，眼睛死盯着药箱，重复着：“我们的......南华的.....”
阮文山走过去，拿起一盒止血药，蹲下身放在伤员手里。
伤员的手指粗糙皲裂，捏着药盒反复看，看上面印的【南华卫生部监制】，还有越南文的用法说明。
他看着看着，眼泪毫无预兆地滚下来，脸上的血污和尘土，被冲出两道沟壑。
伤员对阮文山说，声音嘶哑：“他们没忘了我们。在俘虏营，教官说，说我们祖先也是汉人，说南华是我们自己的国。我那时不信。”
他攥紧药盒：“现在信了。”
这话像会传染一样。
仓库边或坐或躺的伤兵们，目光都聚拢过来。
那些眼神原本是空的，像被炮火震碎了魂，此刻却有什么东西在慢慢聚拢。
他们挣扎着凑过来，想要确认自己是否被彻底抛进这片异国的冰窟里。
阮文山站起身，对搬运的士兵们下令：“先分药品和吃的给伤员。腊肉开两箱，借码头食堂的锅，煮米粉。”
不用催促，早有人就打开了装有腊肉的箱子。
大锅架起来，腊肉切片下锅，煸出油，加水，煮开。
米粉用热水泡软，下进肉汤里。
最后关火前，撬开一罐鱼露，深褐色的液体绕锅边淋一圈。
热气蒸腾而起，带着蕉叶熏肉的焦香、鱼露的咸鲜、米粉在沸水中响起咕噜咕噜的声音。
这气味钻进每个人的鼻腔，唤醒的不是食欲，是身体对故土的记忆，胃对母亲厨房的乡愁。
伤员们先吃，这是周志远团长半个月前定下的规矩。
那个为了伤员，敢带兵闯美军后勤中心抢药的团长，他的事已经在前线各个南华部队传遍了。
碗不够，就用钢盔，用罐头盒。
滚烫的米粉吸溜进嘴里，烫得人龇牙咧嘴，却没人舍得吐出来。
那个断腿的年轻伤员捧着钢盔，喝了一口汤后，整个人僵住了几秒，然后低下头，肩膀开始发抖。
没有哭出声来，只有压抑着身体，不断的在抽泣。
一些士兵们领到自己的那份时，动作都慢了下来。
陈登蹲在码头缆桩旁，先夹起一片腊肉对着光看。
肥肉部分透明，瘦肉是深红色，肌理里嵌着胡椒粒。
他放进嘴里，咀嚼得很慢，眼睛望着海面远处，雾霭后若隐若现的船影。
阮文山也分到一碗。
他喝了一口汤，鱼露的咸鲜在舌尖炸开，接着是腊肉烟熏的厚重，最后是米粉清淡的底味。
三种味道层次分明，又妥帖地融合在一起。
他想起清单上那八百件信件包裹，起身走向那堆特殊的货物。
包裹大小不一，用油布包得严实，外面用毛笔写着收件人的部队番号和姓名。
有些是汉字，有些是越南文音译的汉字。
阮文山翻找着，在中间位置看见了一个名字：阮文山。
他盘腿坐下，拆开包裹。
油布里是个木匣，打开，里面是几样东西：一封信，字迹稚嫩，是他妹妹写的，
说家里分到了五亩水田，就在湄公河边上，春天插了秧，现在苗已经绿油油一片；
一张照片，是全家人在砖房前的合影，父母坐着，弟妹站着；
一小包晒干的桂花，信里说来自屋前新栽的树；还有两双粗布缝的鞋垫。
信的最后一段，妹妹写道：“哥，村里办了夜校，我在学汉字。先生教我们写南华两个字，说这是我们的国名。
哥，你在外面打仗，要好好的。国家记得你，我们也记得。”
阮文山把信纸按在腿上，一下一下抚平上面的折痕。
他抬头，看见码头边那些捧着碗、埋头吃米粉的士兵，看见伤员手里捏着的药盒，看见堆积如山的腊肉箱和鱼露罐。
恩瑞中尉不知何时走了过来，站在他旁边，看着这片忙碌却异常安静的景象。
美国军官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开口，语气和先前不同：
“以后每两个月会有一趟补给船。不只是粮食药品，还有家信。”
他停顿了片刻，开口说道：“我在菲律宾待过三年，知道想家是什么滋味。”
说完，他转身走了，没再催促卸货进度。
下午，第二批物资开始向前线转运。
阮文山带着他的人装车，动作比往常轻了许多。
临出发前，阮文山把木匣里的鞋垫取出来，垫进自己已经磨破底的军靴里。
新发的军靴，他没有用，而是给了前线的队伍。
粗糙的布面硌着脚底，却莫名踏实。
车队驶离仁川港时，雾散了。
阳光劈开云层，照在海面上，也照在卡车帆布篷上漆着的蓝色五角星上。
阮文山坐在头车副驾驶，从后视镜里看着逐渐远去的港口，看着那三艘已经卸空的货轮。
司机是个广西老兵，忽然哼起调子，不成曲，但阮文山听出那是桂北的山歌调。
哼了几句，老兵说：“等仗打完，带你们回广西吃米粉，比你们这个还要香。”
阮文山看着窗外飞掠而过的焦土和残树，说：“好。”
他没解释自己不是广西人，也没说红河边的水田和桂北的山地不是同一个故乡。
但在这一刻，那些细节似乎不那么重要了。
重要的是卡车车厢里那些，即将被送往战壕的腊肉和药丸；
重要的是靴子里那双粗布鞋垫，重要的是后视镜里那个渐远的港口，
那里有三艘船，证明海的那边，有人记得他们。
车队沿着颠簸的公路向北，开向炮火隆隆的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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