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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坛的茶歇时间,古民被一群与会者围住了。一位来自肯尼亚的教育部长握着他的手,热情地说:“古先生,你的演讲让我深受触动。在肯尼亚,我们有很多孩子因为家庭贫困而辍学,但更令人担忧的是,那些勉强读完书的孩子,进入社会后仍然不懂得如何管理自己微薄的收入。他们很容易陷入高利贷陷阱,或者被各种金融骗局欺骗。你的游戏,正是他们需要的。”
古民点了点头:“谢谢部长的认可。我们的开源计划,就是希望能够帮助像肯尼亚这样的国家,以最低的成本获得优质的财商教育资源。”
一位来自芬兰的教育学者提出了不同看法:“古先生,你的演讲很有感染力,但我有一个疑问。你反复强调‘财务清醒’的重要性,但这是否隐含了一个假设——即每个人都应该追求财务上的‘成功’?对于那些选择简朴生活、不追求物质积累的人来说,你的理念是否适用?”
古民沉默了片刻,然后回答:“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的回答是,‘财务清醒’不等于‘财务贪婪’。清醒的意思是,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以及自己的选择会带来什么后果。一个选择简朴生活的人,如果他是有意识地选择了简朴,并且清楚这种选择对他未来的影响,那他就是一个财务清醒的人。反之,一个追求物质财富的人,如果他对自己的财务状况一无所知,那他就是一个财务文盲。所以,财务清醒的核心,不是追求财富,而是掌控自己的选择。”
那位芬兰学者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这个区分很重要。谢谢你的解释。”
一位来自印度的NGO负责人挤上前来:“古先生,我们在印度农村推广财商教育时,遇到了一个很大的困难——很多村民根本不信任金融机构,他们宁愿把钱藏在床底下,也不愿意存银行。你们的游戏,有没有办法解决这种‘信任赤字’?”
古民想了想,回答:“信任赤字的根源,往往是信息不对称和负面经验。我们的游戏不能直接解决这个问题,但可以通过模拟的方式,让玩家在安全的环境中体验金融机构的运作方式,了解存款保险、利率计算、风险评估等概念。当玩家在游戏中积累了足够的正面经验后,他们可能会对现实中的金融机构产生更多的信任。当然,这需要时间,也需要与其他信任建设工作配合进行。”
围上来的人越来越多,问题也越来越多样化。古民一一作答,直到茶歇时间结束,主持人提醒大家回到主会场,他才得以脱身。
下午的分论坛上,古民又被邀请参加了一场圆桌讨论。讨论的主题是“教育技术在发展中国家普及的挑战与机遇”。与古民同台的,还有一位来自孟加拉国的教育科技创业者、一位来自世界银行的教育专家、以及一位来自美国硅谷的教育科技投资人。
那位硅谷投资人首先发言,语气中带着一种自信:“我认为,教育技术普及的最大障碍,是基础设施不足。只要解决了网络覆盖和设备普及问题,优质的教育内容就可以像自来水一样,输送到每一个角落。”
古民静静地听着,没有立即反驳。轮到他的发言时,他说:“我同意基础设施很重要,但我想补充一点——内容的‘文化适配性’同样重要。如果输送的内容是脱离当地文化背景的,即使网络覆盖再好、设备再普及,用户也不会使用。我们公司在开源《财富觉醒》的过程中,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反馈,其中最深刻的教训就是:不能假设一套内容可以放之四海而皆准。”
那位硅谷投资人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但表情有些不以为然。
古民继续说:“举个例子,在我们的游戏中,有一个关于‘购房决策’的关卡。这个关卡在中国很受欢迎,因为买房是中国家庭最重要的财务决策之一。但当我们在肯尼亚测试时,发现很多学生根本不会遇到这个问题——他们可能一辈子都不会购买房产,而是通过继承或自建来解决住房问题。如果我们直接把中国的版本搬到肯尼亚,就会显得格格不入。”
世界银行的教育专家点了点头:“古先生说得对。我们过去的一些项目,确实存在‘一刀切’的问题。现在,我们越来越强调‘本地化’和‘参与式设计’,让目标用户参与到内容的设计和改编中来。”
圆桌讨论结束后,古民感到一种满足感。他意识到,自己不再是一个只会做财务分析的“账房先生”,而是一个能够与世界各国的教育者平等对话、分享经验、碰撞思想的“实践者”。这种转变,让他感到既意外又欣喜。
当天晚上,古民回到酒店,打开笔记本电脑,开始记录一天的收获。他写道:
“今天,我做了人生中第一次国际演讲。台下有一千多人,来自一百多个国家。我说了我想说的话,也得到了很多反馈。有人赞同,有人质疑,有人提出新的问题。这让我意识到,财商教育不是一个已经完成的课题,而是一个正在展开的探索。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不同阶层的人们,面临着不同的问题,需要不同的解决方案。我们的开源计划,只是一个开始。”
他合上电脑,走到窗前。窗外的巴黎夜景在夜色中闪烁,埃菲尔铁塔的灯光在远处若隐若现。他想起自己出发前,沈砚君对他说的那句话:“你就想象,台下坐着的,都是一千个我。”
他笑了。他知道,即使台下坐着一千个沈砚君,他也不再紧张了。因为他知道,自己要说的话,是真实的,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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