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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请吩咐。”

    “筹建‘市舶司’,筹划开海事宜,”朱由检道。

    “朕给你三个月时间,拿出详细章程。

    要包括开哪些港口、设多少关税、如何管理、如何防走私、如何建水师…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周全。”

    陈子龙激动:“臣领旨!必不负陛下厚望!”

    “但记住,此事机密,”朱由检叮嘱,“在章程出来前,不要公开。朕要先解决朝中的阻力。”

    “臣明白。”

    陈子龙退下后,朱由检重新翻开账册,看着福王那页,眉头紧锁。

    动福王,就是向所有宗室宣战。

    那些王爷们,会有什么反应?

    他想起历史上的崇祯,就是因为不敢动宗室,不敢动士绅,只能在百姓身上加税,最终逼出李自成。

    不,他不能重蹈覆辙。

    “王承恩。”

    “老奴在。”

    “传朕口谕给宗人府:即日起,所有藩王、勋贵,上报名下田产、店铺、商号。隐匿不报者,一经查出,削爵治罪。”

    王承恩一惊:“皇爷,这…”

    “去传旨,”朱由检不容置疑,“再传内阁、六部九卿,明日召开御前会议,商议整顿江南赋税、开海禁事宜。”

    “遵旨。”

    王承恩退下后,朱由检独自站在殿中。

    他知道,明天将会是一场硬仗。

    东林党、宗室、勋贵…所有既得利益者,都会跳出来反对。

    但他必须打这一仗。

    月光如水,静静洒在紫禁城的琉璃瓦上。

    这座宫殿见证了太多兴衰,明天,它将见证一场决定这个王朝命运的较量。

    而朱由检,已经准备好了。

    八月十六,寅时三刻,紫禁城还笼罩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但午门外已是灯火通明。

    数百名官员身着朝服,手持笏板,按照品级序列静候。

    今日本是常朝,但所有人都知道,今天不同寻常。

    皇帝昨日突然下旨,扩大朝会议题,要商议“整顿赋税、开源节流”诸事。

    人群中,钱谦益与几个东林核心人物站在一处,低声交谈。

    “牧斋公,听闻陈子龙昨夜回京,直接进宫面圣,”吏科给事中瞿式耜神色凝重。

    “他在江南三个月,必有所获。”

    “获又如何?”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李邦华冷笑。

    “江南田赋积弊百年,历任阁老尚不敢轻动,他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子,能掀起多大风浪?”

    钱谦益捻须不语,目光投向远处。

    那里,几位身着蟒袍的宗室勋贵正聚在一起。

    成国公朱纯臣、英国公张维贤、定国公徐允祯,还有几位郡王。

    连平日不常上朝的福王世子朱由崧也来了。

    “看,宗室也来了,”钱谦益低声道,“恐怕不是巧合。”

    “牧斋公的意思是…”

    “陛下的新政,触动的可不只是江南士绅,”钱谦益眼中闪过精光。

    “宗室勋贵,哪个名下没有万亩良田?

    陈子龙若真查到了什么,今日朝会,必有一场风波。”

    正说着,午门钟鼓响起,宫门缓缓开启。

    “百官入朝——”

    文华殿内,朱由检端坐龙椅,面色平静。

    他身后悬挂着太祖朱元璋的《谕官箴》,两侧是成祖朱棣亲书的对联:“日月光天德,山河壮帝居”。

    殿内香烟缭绕,气氛庄严肃穆。

    百官叩拜,山呼万岁。

    礼毕,朱由检开门见山:“今日朝会,议三事:一曰清丈田亩,整顿江南赋税;二曰开源节流,改革财政;三曰开海禁,兴海贸。诸卿可畅所欲言。”

    话音刚落,成国公朱纯臣率先出列:“陛下!臣有本奏!”

    “讲。”

    “臣闻陛下欲清丈江南田亩,追缴历年欠税,此议虽善,然施行过急,恐生变乱!”朱纯臣声若洪钟。

    “江南乃朝廷财赋重地,牵一发而动全身。

    且江南士绅,多忠良之后,世代书香,为国家栋梁。

    若贸然清丈,追缴欠税,恐寒天下士子之心!”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实则是为江南士绅说情。

    朱由检不动声色:“成国公以为,该如何?”

    “当徐徐图之,”朱纯臣道,“可先选一二州县试点,观其成效,再议推广。

    切不可全面铺开,酿成民变。”

    “臣附议!”英国公张维贤出列,“陛下,江南赋税虽有小弊,然大体有序。若强行清丈,地方官吏必借此扰民,胥吏趁机勒索,反成祸害。前朝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清丈全国田亩,结果如何?民怨沸腾,死后被抄家夺谥!前车之鉴,不可不察!”

    这是拿张居正的下场来吓唬皇帝。

    朱由检心中冷笑,面上却温和:“二位国公所虑甚是。

    不过,朕听闻江南隐田、投献之弊,已十分严重。

    苏州府吴江县,隐田达二十万亩;松江府上海县,投献田占五成。

    这些田地不纳粮,不缴税,长此以往,国库如何充盈,九边军饷如何发放?”

    他看向陈子龙:“陈卿,你将江南所见,禀告诸臣。”

    陈子龙出列,展开奏章:“臣奉旨巡查江南三月,查苏州、松江、常州三府十八县,发现隐田、投献、诡寄等弊,触目惊心。仅此三府,隐田不下百万亩,年逃税粮二十万石。

    而江南八府,年逃税粮,臣估算至少五十万石。”

    殿内一片哗然。

    五十万石!这相当于九边一年军饷的三成!

    “陈子龙!你休要危言耸听!”礼部右侍郎周道登厉声喝道。

    “江南乃文教昌盛之地,士绅皆读圣贤书,岂会行此不法之事?

    你这些数据,从何而来?可有实据?”

    “有,”陈子龙不卑不亢,“臣有各府县田亩黄册副本,有里长、甲首供词,有佃户证言。

    若周侍郎不信,可随臣往江南查验。”

    周道登语塞。

    这时,福王世子朱由崧出列:“陛下,臣有一言。

    陈御史所言隐田、投献,或有其事。

    然其中或有隐情。

    江南赋税繁重,百姓不堪其苦,将田产投献士绅,实为避祸求生。

    若朝廷一味追缴,恐逼民造反!”

    这话说得巧妙,把责任推给了朝廷赋税重。

    朱由检看着他:“世子所言,朕也有所闻。

    但据陈卿查实,投献田最大受益者,并非百姓,而是…宗室勋贵。”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几位国公、郡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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