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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请柬附了一封短信，钢笔字，署名吴念真。“许鞍华导演：我是去年金马奖最佳原著剧本的那个新人。得奖那天晚上，我请同事去吃宵夜，喝多了，蹲在仁爱路骑楼下哭。哭不是因为高兴，是因为我阿公看不到。”
我阿公是矿工，会讲一点点日语、闽南语、客家话，就是不会讲国语。
他看电影，从来不看字幕，只看得懂人跑来跑去。
《槟城空屋》没有中文字幕版。
我阿公这辈子，看不懂单纯的画面。
但我看懂了。
谢谢你拍出来。
吴念真。
一九八一年七月十八日。
许鞍华把这张请柬，压在办公桌玻璃板下面。
旁边是周阿福那架调哑钢琴的黑白照片。
七月二十三日，赵鑫接到一通从日本，打来的越洋电话。
山田真一的声音，比三个月前更哑。
“赵桑，杰尼斯筹备了五年的少年队，计划明年春天正式出道。三个十四岁的男孩，从几百个训练生里挑了五年。喜多川先生亲自带，舞蹈、唱歌、采访应对、舞台礼仪，全部标准化作业。”
他顿了顿。
“我祖父一九四六年，从中国战场回来时，断了一条腿，但会唱一首中国童谣。他临终前哼给我听，调子不准，词也记不全。
前几天我忽然想起来，那首歌叫《月光光》。”
电话里，沉默了很久。
“赵桑，我祖父那代人用枪炮做不到的事，我这代人用偶像工业也做不到。
你们用一首歌做到了。
不是打败谁。是让听歌的人，再也回不去听不懂的状态。”
七月三十日，《槟城空屋》在香港公映。
首映礼在湾仔的新光戏院。
没有红毯，没有记者采访区。
门口只摆了两篮，白色兰花。
陈文统先生，从槟城空运过来的，说是蓝屋后院自己种的。
第一场放映，在晚上七点半。
六百个座位，全满。
第三排坐着黄月萍。
她穿了四十一年前，约定的那件月白旗袍，领口别着蔡国维留下的那枚纽扣。
银幕亮起来的时候，她把右手轻轻放在座椅扶手上。
没有人碰她。
但那个位置空着。
两小时十七分后，银幕全黑。
片尾字幕缓缓滚动：
“谨以此片，献给所有把信留在钢琴上的人。”
六百人的戏院，六百个人坐着没动。
没有人鼓掌。
不是不感动，是鼓不下去。
手抬起来，发现太重。
不知过了多久，第三排有人站起来。
黄月萍转身，对着满场观众，慢慢鞠了一躬。
她没说话。
那枚纽扣在她领口，在黑暗里闪了一下。
八月一日，《槟城空屋》首周末票房统计出炉。
香港：一百三十七万。
新加坡：九十二万新元。
马来西亚：七十八万令吉。
台湾：未上映。
但台北三家艺术影院，以“学术观摩”名义连放七天。
场场爆满，排队的人，从武昌街绕到汉中街。
《联合报》影评版，用了一个从未用过的词，形容这个现象：
“过境风。”
八月三日，谭咏麟的《想将来》专辑，进入最后宣传期。
他在电台接受访问，主持人问：阿伦！听说你这张专辑改了四版？是不是公司给你压力？
谭咏麟靠着录音室的高脚椅，想了想。
“不是公司给我压力，是我给自己压力。”
“为什么？”
“因为有一年在伊丽莎白体育馆，开完演唱会，有个观众在场外等我。她六十多岁，塞给我一个信封，说：后生仔，多谢你替我阿公唱那首歌。”
我打开信封，里面是一张一九四八年的船票复印件。
仁川到香港。
船票背面写一行铅笔字：
‘若能生还，当以歌报。’
那个人的阿公，一九三八年从槟城回国抗日，一九四八年从韩国战场辗转来港，一九五二年肺病去世。
他一生，只会唱一首完整的歌，是他阿妈教的客家山歌。
他没等到那一年。
但他的孙女等到了。
谭咏麟停顿了几秒。
“这张专辑，第四版。我是替他唱的。”
八月十日，张国荣完成《声音剧场》，最后一轨录音。
槟城那位割胶工的后代，在录音棚里坐了四十分钟，没说出一个字。
张国荣关掉麦克风，给他倒了杯水。
那人把水杯握在掌心，忽然开口：
“我阿公埋铁盒那棵胶树，一九八零年被砍了。胶园改种油棕，树根挖出来烧火，烧了三天三夜。”
我没敢告诉他。
他一九八一年四月走，到闭眼都在问。
那棵树还好吗？
花开没开？
张国荣重新打开麦克风。
不是录。
是让这些声音，有地方去。
八月十三日，《想将来》上市。
四白金。
《想将来》入选第四届十大中文金曲。
林敏骢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填词人栏。
八月十五日，赵鑫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信。
寄件人是北电七八级导演系的学生，署名他没听过。
信很短。
“赵鑫先生：谢晋老师给了我《家庙》的油印本。”
我今年二十三岁，还没拍过长片。
但我想拍一个故事：一九八一年，上海闸北，一个六十四岁的老人在拆迁废墟上，用青砖搭了座十厘米高的家庙。他摆了三副碗筷，忘了筷子，从地上捡三根细树枝折成筷子长短，架在碗沿。
他说：静仪，婉清，将就一下，明年买新的。
我想把这场戏拍出来。
不是为了获奖，不是为了给谁看。
是为了我爷爷。
他一九七五年走的时候，也是春天，也是下雨，也是没有筷子，用树枝折了三双。
我那时候六岁。
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
现在我知道了。
这个剧本，什么时候能拍，我不知道。
但我会等。
等得起。
赵鑫把这封信，收进抽屉。
和谢晋的信、陈启明的公函、吴念真的请柬，放在一起。
六年前的今夜，他在深圳湾边脱掉湿透的外套，朝对岸游去。
海水灌进嘴里，他以为自己会死。
脑子里只有一句话：我妈还没吃上我挣的饭。
六年后的今夜，他在凤凰木下站着。
树上的花比五月少了三成，被雨水打落的，被威叔扫进簸箕地，被谭咏麟夹进歌词本的。
但那棵树还在。
根扎在从槟城运来的土里，扎在威叔每天测三次的温湿度数据里，扎在周阿福一九八零年，亲手嫁接的那根枝条里。
扎在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多深的，这片异乡的土地里。
八月十七日，陈启明从新加坡，发来电报。
“李光耀先生会晤时间确认：八月二十五日下午三时，总统府。
议题：被踢出家门的孩子，如何自己建一个新家。
他问：香港来的那位赵先生，是那孩子本人，还是替孩子讲故事的人？”
赵鑫拿着电报，站了很久。
然后他拿起笔，在回执栏写了一行字：
“我是那孩子。”
“也是讲故事的人。”
写完，他放下笔。
窗外，凤凰木的枝叶，在晚风里轻轻摇。
威叔正在收拾浇水的工具，临走时回头看了一眼树冠，忽然愣住。
“赵总！”
他指着最高处那根枝条。
在六月落尽花苞的枝头，一粒新的骨朵，正从叶腋间探出来。
很小。
很硬。
像还没学会说话的孩子，第一次开口前的沉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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