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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湿漉漉沾满泥点的白色硬质工牌，静静地躺在手上。张诚盯着塑料封套上周明这张平静得过分的脸，想起昨夜浊流中那双空洞的眼睛。他拉开抽屉，取出证物袋，把工牌和那团沾着油污的破布放在一起。
阳光下，工牌的白色和破布的墨黑形成刺眼的对比，就像这条河——表面光鲜，底下腐臭。
手机震动。陈锋发来一个定位：红旗厂老职工宿舍，3栋204。下午三点。
还有一条补充信息：穿便服，别开车。注意尾巴。
尾巴。张诚走到窗边，掀起百叶帘一角。楼下街道很安静，只有几个老太太在树荫下择菜。但斜对面的报刊亭旁，停着一辆银色面包车，车窗贴着深色膜。车停在那里超过两小时了，没见人上下。
他拿起望远镜——父亲留下的老式军用望远镜，镜片都有些花了。透过模糊的视野，能看到驾驶座上有人影，似乎在低头看手机。副驾驶空着。
有人盯着他。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昨天？还是更早？
张诚放下望远镜。他打开衣柜，找出最普通的灰色夹克和黑色运动裤。从抽屉深处摸出一个旧钱包，里面只有几百现金，还有一张皱巴巴的公交卡——很久没用过了。最后，他拿起那把藏在书架后的折叠刀，刃长八厘米，钢口很好，是父亲留下的遗物之一。
“防身用。”父亲当年把刀递给他时说，“但最好一辈子别用上。”
张诚把刀塞进后腰，用夹克盖住。他走到门边，贴在猫眼上看了几秒，然后猛地拉开门。
楼道空荡荡的，只有感应灯因为突然的声响亮了起来，投下惨白的光。
他快步下楼，脚步放得很轻。到二楼时，他停下，从楼梯间的窗户往外看。银色面包车还在原地，但驾驶座的人不见了。
张诚的心跳快了一拍。他继续往下走，到一楼时没有直接出门，而是拐进地下室。这里堆满了住户的杂物，霉味很重。他穿过成堆的纸箱和旧家具，从另一个单元的门出来。
巷子很窄，两边都是老旧的围墙。他贴着墙根走，拐了两个弯，确认没人跟踪后，才走上主路。
红旗厂老职工宿舍在城西，要倒三趟公交。张诚坐在最后一排，帽子压得很低。车厢里人不多，一个老太太拎着菜篮子，两个学生在玩手机，还有个中年男人在打电话，声音很大：“……对，合同必须改，不然没法做……”
张诚盯着窗外掠过的街景。这座城市他生活了三十多年，却突然觉得陌生。那些熟悉的街道、店铺、广告牌，此刻都像舞台布景，底下藏着看不见的暗道和暗门。
就像那条河。他想起周明写在工牌背后的那句话：
“报告是假的。河是黑的。我看见了。没人信。”
车到站了。张诚最后一个下车，在站台等了半分钟，确认没人跟下来，才朝宿舍区走去。
红旗厂倒闭十五年了，这片职工宿舍却还顽强地立着。六层的老楼，外墙的石灰大片剥落，露出底下暗红的砖。阳台外晾晒的衣服在风里飘着，像一面面投降的白旗。
3栋在院子最深处。楼下坐着几个老人在下棋，棋子落在木板上的声音很响。张诚从他们身边走过时，一个秃顶的老人抬起头，浑浊的眼睛盯着他看了几秒，又低头继续下棋。
204在二楼。门是绿色的老式铁门，漆皮起泡，门上贴着的春联只剩半边，“福”字褪成了惨白。
张诚抬手敲门。笃，笃笃。
门里传来窸窣的声音，然后是链锁滑动的轻响。门开了一条缝，一只眼睛从门缝里望出来——浑浊，布满血丝，警惕得像受惊的动物。
“找谁？”声音嘶哑。
“秦叔让我来的。”张诚低声说。
门缝开大了些。开门的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瘦得吓人，脸颊深陷，眼窝发黑。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胸口处还能隐约看出“红旗染织”四个字的轮廓。
“进来。”男人侧身让开。
屋里很暗，窗帘拉得严严实实。空气里有浓重的烟味和药味。家具简单得近乎简陋：一张木板床，一个掉漆的衣柜，一张方桌，两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张全家福，照片里的一家人笑得灿烂，和眼前这个形销骨立的人判若两世。
“坐。”男人指了指椅子。他自己坐在床沿，摸出烟盒，抖出一支烟，手抖得厉害，点了三次才点着。
“我叫张诚。”张诚说。
“我知道。”男人深吸一口烟，“老张的儿子。你长得像他，尤其是眼睛。”
“您认识我父亲？”
“认识。”烟雾从男人的鼻孔喷出来，“我们一起进的厂。你爸是机修班的，我是污水处理站的。后来……后来他死了，我提前退了。”
男人的声音很平静，但张诚听出了底下汹涌的东西。像那条河，表面平缓，底下暗流湍急。
“秦叔说，您知道我父亲当年发现了什么。”
男人没马上回答。他抽完那支烟，把烟蒂摁灭在一个铁皮罐头盒里，盒子里已经积了小半盒烟蒂。然后他站起身，走到衣柜前，打开最底下的抽屉，从一堆旧衣服里摸出一个牛皮纸信封。
信封很旧，边缘都磨毛了。男人把它放在桌上，推给张诚。
“你爸出事前三天给我的。”男人说，“他说如果他出了什么事，让我把这个交给能管这事的人。我等了十五年，没等到这样的人。直到昨天，秦师傅打电话说你找过我。”
张诚拿起信封。很轻。他拆开封口，里面是几张泛黄的纸。
第一张是手写的记录，字迹工整，是父亲的笔迹：
2010年7月15日，夜11点20分。污水处理站总排污口。取水样500毫升。目测：水体呈深蓝色，泡沫丰富，有刺鼻氨味和苯胺味。采样时发现，主管道旁有一暗管，直径约15厘米，未接入处理系统，直接排入河道。
第二张是化验单复印件，送检单位是市环境监测站，送检人姓名栏空白。检测结果栏里，一连串数字触目惊心：
COD：3200mg/L（超标64倍）
氨氮：280mg/L（超标56倍）
苯胺类：45mg/L（超标90倍）
铬：8.7mg/L（超标174倍）
第三张是照片。黑白照片，因为年代久远已经模糊，但能看清：一个穿工装的男人蹲在河边，手里拿着取样瓶。男人侧着脸，是父亲年轻时的模样。照片背景里，能看见红旗厂高大的烟囱，和烟囱下那个隐蔽的排污口。
“这张照片是我拍的。”男人说，“你爸取样的时候，我在旁边望风。他说要留证据。”
张诚的手指在照片上父亲的脸颊处轻轻摩挲。那是他记忆里父亲的样子——坚毅，执着，眼神里有光。不是殡仪馆墙上那张苍白的脸。
“为什么现在才拿出来？”张诚问。
“因为不敢。”男人苦笑，“你爸死了之后，厂里来了好几拨人，挨个找我们谈话。说是谈话，其实是警告。那些家里有孩子在厂里上班的，孩子就被调去最脏最累的岗位；那些有亲戚在厂里的，亲戚就被下岗。我老伴那时候在厂医院当护士，第二天就被调到洗衣房，说是‘工作需要’。”
他重新点起一支烟：“后来红旗厂破产，我们以为这事就过去了。没想到……没想到十五年后，同样的事又来了。只是换了个厂名，换了个地方。”
“JY环保科技。”张诚说。
男人点点头：“他们建厂的时候，我去看过。打桩的地方，就是当年红旗厂的排污池。那些毒水，那些重金属，都还在下面。他们就在上面盖楼，建车间。你说，这样的厂子，能‘环保’吗？”
窗外传来孩子的嬉笑声，清脆响亮。屋里却死一般寂静。
张诚把文件收好，放回信封：“这些，我能带走吗？”
“本来就是给你的。”男人看着他，“孩子，听我一句劝。你爸当年斗不过他们，你现在也未必斗得过。那些人……手眼通天。”
“我知道。”张诚站起来，“但我爸死在这条河里。现在又有人死在这条河里。如果我不做点什么，还会有更多人死在这条河里。”
男人沉默了。他起身送张诚到门口，在张诚踏出门时，他突然说：“你爸死的那天晚上，我看见一个人。”
张诚猛地转身：“谁？”
“贾仁义。”男人声音压得很低，“红旗厂的厂长。他开车到河边，和你爸说了几句话。然后……然后你爸就落水了。我那时候在远处，看不清具体发生了什么。但贾仁义走后，我才敢过去，你爸已经……”
贾仁义。贾副局长的哥哥。
“您当年为什么不说？”
“说了有用吗？”男人的眼睛里泛起泪光，“贾仁义后来当了代表，优秀企业家。我一个下岗工人，说的话谁信？而且……我老伴那时候刚查出乳腺癌，需要钱治病。贾仁义让人送来五万块钱，说是‘困难补助’。”
男人抹了把脸：“钱我收了。病没治好，人还是走了。这笔债，我背了十五年。”
张诚不知道该说什么。他拍拍男人的肩，很瘦，骨头硌手。
下楼时，那几个下棋的老人还在。秃顶老人抬起头，这次没再低头，而是盯着张诚看了很久，眼神复杂。
走出小区，张诚找了个公共电话亭，拨通陈锋的号码。
“拿到了。”他说。
“找个安全的地方，我过来。”陈锋说。
半小时后，两人在一家偏僻的茶馆碰面。包厢在最里面，临街的窗户拉着竹帘。张诚把信封递给陈锋。
陈锋看完文件，脸色凝重：“这些证据，当年如果拿出来，足够让红旗厂关门，让贾仁义坐牢。”
“但被压下去了。”张诚说，“我父亲死了，证人也闭嘴了。十五年后，同样的事在同一个地方重演，只是换了个更光鲜的名字。”
“JY环保科技。”陈锋把文件收好，“我查过了，这家公司三年前申报过一个‘污染土壤原位修复’项目，申请了八百万的环保专项资金。项目报告里说，他们用一种‘国际先进技术’，把红旗厂旧址的污染土壤修复到了国家标准。”
“但实际上呢？”
“实际上，”陈锋从公文包里拿出一份报告，“这是我从省环境监测总站偷偷调出来的数据。同一地块，同一时间段的采样结果——重金属含量超标十二倍，苯胺类超标三十倍。但他们给区里看的报告，所有指标都是合格的。”
两份报告放在一起，数字天差地别。
“他们怎么做到的？”张诚问。
“很简单。”陈锋说，“采样的时候，他们用干净土壤替换了污染土壤。监测的时候，他们提前在采样点注入了处理过的水。所有数据都是做出来的，就像一场精心编排的戏。”
“贾副局长知道吗？”
“他不仅知道，还是主要推手。”陈锋冷笑，“JY环保科技每年给区里‘捐赠’三百万的‘环保基金’，这笔钱怎么用，全由贾副局长一支笔审批。去年，他用这笔钱给全区副科级以上干部配了最新的苹果手机，美其名曰‘移动办公设备’。”
张诚想起昨天会议室里，贾副局长手里那部崭新的手机。
“所以，这是一条完整的利益链。”他说，“贾仁义当年污染，现在用弟弟的关系，拿环保项目洗白。既赚了钱，又赚了名声。”
“还除了碍事的人。”陈锋补充，“你父亲，周明，都是这条链上的牺牲品。”
窗外天色暗了下来，茶馆里亮起昏黄的灯。竹帘的影子投在桌上，像一道道栅栏。
“接下来怎么办？”张诚问。
“这些证据不够。”陈锋说，“红旗厂的事过去太久了，追诉期都快过了。JY环保科技的数据造假，最多罚款了事。要扳倒他们，需要更直接的证据——比如他们现在还在偷排的证据，比如贾家兄弟利益输送的证据。”
“周明可能拿到了。”
“但他也许死了。”陈锋看着他，“张诚，你知道你现在在做什么吗？你在挖一座山，一座压了十五年、埋了无数秘密和尸骨的山。挖山的人，很容易被山埋了。”
“我知道。”张诚说，“但我爸在下面。周明……可能还有更多我不知道的人在下面。我不能让他们白死。”
陈锋沉默了很久。他端起茶杯，茶已经凉了，他一口喝干。
“周明寻死前，见过一个人。”他说，“一个女记者，叫苏晚。她在调查潺河污染，和周明有过接触。周明死后，她找过我，说手上有东西。”
“什么东西？”
“她没说。”陈锋看了看表，“今晚八点，她会去一个地方。如果你想见她，可以去。”
“哪里？”
“潺河入江口，水文站旧址。”
晚上七点半，张诚站在潺河大桥上。桥下车流如织，灯光汇成一条流动的河。不远处的入江口黑黢黢一片，水文站的轮廓像一头蹲伏的巨兽。
风很大，带着江水特有的腥气。张诚拉紧夹克，朝水文站走去。
那里，可能有一个记者，带着周明留下的最后线索。
也可能，有一个陷阱，等着他跳进去。
他不知道。但他必须去。
因为有些真相，就像河底的尸骨，不捞出来，永远不会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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