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麟德十八年，夏收刚过。东都洛阳以南，伊水之滨，原本应是“稻花香里说丰年”的时节，空气中却弥漫着一股与金黄麦浪格格不入的压抑与愤懑。一片原本属于“伊阙乡”数十户农人的上好水浇地，如今已被丈量、圈起，地头插上了崭新的、刻有“奉敕建 龙华寺福田”字样的界石。几个身着灰色僧衣、但神色倨傲的寺院“知庄僧”或“净人”（寺院依附的世俗管理者），正带着一群手持木棍的“白徒”（寺院依附的劳动力），驱赶着仍在地里试图抢收最后一点残留麦穗的农人。老农的哀告、妇孺的哭泣、僧人的呵斥，混杂在灼热的夏风里。“天杀的！这是俺家祖传的田，凭甚就划给寺里了？”一个头发花白的老汉，死死抱住界石，嘶声哭喊。他脸上的沟壑里，淌下的不知是汗水还是泪水。
“聒噪！”一个身材魁梧的知庄僧上前，一脚踢开老汉身边的破篮子，里面几个干瘪的麦穗滚落出来。“此乃朝廷敕建龙华寺的‘福田’，是天后陛下为太后祈福所赐！地契在此，有官府大印！尔等刁·民，先前收了寺里的‘青苗钱’（一种高利贷），如今还不上，以田抵债，天经地义！再敢撒野，绑了送官，治你个强占寺产、阻挠建寺之罪！”
“那‘青苗钱’是去年遭了虫灾，实在没法子，才向寺里借的三贯钱！说好两分利，秋后还。谁成想你们利滚利，不到一年就滚成了十贯！俺就是把麦子全卖了，把闺女卖了，也还不上啊！”另一个汉子双眼赤红，握紧了手中的镰刀，被旁边的乡邻死死拉住。
“还不上？那就拿地抵！寺里慈悲，还免了你们欠的零头！”知庄僧冷笑，“这田划为福田，那是为你们消灾积德！别给脸不要脸！”
不远处，刚刚落成的“龙华寺”山门巍峨，脚手架尚未完全拆除，金漆在阳光下刺眼夺目。这座寺庙，据说是天后为病中的太后祈福，特旨敕建，并赐予附近“良田五百亩，永充香火”。然而，所谓的“赐田”，其中近半，是这般通过“质押借贷—滚利夺田”的方式，从周边农户手中巧取豪夺而来。类似的情景，在帝国的许多州郡，尤其是两京畿辅、河北、河南、江南等富庶之地，正愈演愈烈。
洛阳，皇城，政事堂。气氛与伊水边的冲突一样凝重，只是这里的交锋，包裹在华丽的辞藻与森严的礼仪之下。
户部尚书韦陟，眉头紧锁，手持一份厚厚的奏疏抄本，声音沉痛：“……据各道粗略统计，自麟德初至今，天下寺院新增田产，恐不下百万顷！且多为近郭良田、水泽沃土。僧尼人数，在籍者已逾三十万，未度牒而私度的‘伪滥僧’、依附寺院的‘白徒’、‘养女’更是不计其数。寺院放贷取利，质舍庄园，侵夺细民，以致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长此以往，朝廷租庸调从何而出？府兵制根基何在？此乃动摇国本之祸，不得不察啊！”
他手中的，是御史台几位御史，结合地方州府上报，整理出的《请沙汰僧尼、检括寺田疏》的摘要。奏疏中详细列举了寺院经济膨胀的诸般乱象：一是通过“赏赐”、“捐献”、“购置”、“强占”等方式，大肆兼并土地。不仅皇家、贵族、富商为求福报，动辄“舍宅为寺”、“捐田供养”，寺院自身也利用其免税特权、雄厚资金，参与土地买卖，甚至通过“质押借贷”（即“寺库”或“长生库”业务）盘剥农民，最终兼并其田产。二是隐匿人口，逃避赋役。农民为躲避繁重赋税和兵役，往往“带田投附”或“出家为僧”，将田产伪报为寺产，自身则成为寺院的依附农民（“僧祇户”、“寺户”），只向寺院纳租服役，不向国家缴税当兵。三是从事商业、高利贷，与民争利。大寺院往往经营碾硙（水力磨坊）、店铺、质库（当铺）、车坊，甚至参与海外贸易（通过代理人），资金雄厚，又享有免税特权，严重冲击正常商业秩序。四是寺院建筑竞相奢华，耗费无度。一座大寺，往往“殚尽财力，雕镂金碧”，占用大量社会财富和劳动力。
韦陟话音刚落，中书侍郎、同时也是虔诚佛教徒的崔知温便出列反驳：“韦尚书此言，未免危言耸听，以偏概全。佛门乃清净之地，导人向善，陛下与天后亦尊崇佛法，为社稷祈福。寺院田产，多赖信众自愿供奉，或朝廷赏赐，用以供养僧众，缮修佛像，弘扬佛法，此乃功德无量之事，何来‘动摇国本’？至于少数不肖僧徒，或有伪滥，乃管理不善所致，岂可因噎废食，归咎于佛法？”
另一位出身世家、与寺院经济有千丝万缕联系（家族常向寺院布施以求庇护，或与寺院有土地、商业往来）的宰相李敬玄也缓声道：“崔侍郎言之有理。佛法慈悲，化导民心，有助于王化。寺院广有田产，亦能赈济灾荒，安抚流民。前年河北旱灾，不少寺院开仓放粥，活人无数，此非功耶？朝廷租调减少，当从均田、户籍、吏治上着手，岂可专责于佛门？”
支持韦陟的官员则纷纷引经据典，从历史教训（如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灭佛的经济政治背景）、现实财政危机、社会不公等角度，力陈抑制寺院经济膨胀的必要性。朝堂上顿时分成两派，争执不下。一派以务实派官僚、财政官员为主体，担忧国用、兵源、社会公平；另一派则包括虔诚的佛教徒、与寺院利益相关的贵族官僚、以及部分认为佛教有助于教化百姓、稳定统治的官员。
李瑾静立班中，仔细聆听着双方的辩论。他深知，寺院经济问题，绝非简单的“宗教”或“经济”问题，而是一个盘根错节的政治、社会、文化综合体。佛教经过南北朝至隋唐的发展，已深深嵌入帝国肌体。它不仅是信仰体系，更是庞大的经济实体、文化中心、社会组织和潜在的权力中心。武则天本人就崇信佛教，并积极利用佛教为自己执政提供合法性（如支持翻译《大云经》，暗示女主当国）。直接采取激烈手段“灭佛”或大规模“毁寺”，在当下政治环境下既不现实，也可能引发严重的社会动荡甚至信仰危机。
但问题确实已到了不容忽视的地步。海贸带来的财富潮水，不仅滋养了新兴的工商业，也以“功德钱”、“还愿捐”等形式，极大地充盈了寺院的库藏。许多海商巨贾，如冯若芳、蒲同文，在暴富之后，往往将巨额财富捐赠给名寺古刹，以求“功德”，或为家族寻求精神庇护。这使得大寺院的财力更加惊人，兼并土地、经营商业的手笔更大。而寺院享有的免税免役特权，在商品经济日益活跃、土地兼并加剧的背景下，其危害性被成倍放大。它像一块巨大的海绵，不断吸吮着帝国的税基、兵源和社会财富，却形成一个相对独立、甚至与国争利的“国中之国”。
争论持续了一个多时辰。天后武则天高坐帘后，始终未发一言，只是指尖偶尔轻轻敲击御座的扶手。最后，她将目光投向了李瑾：“李卿，你素来多有奇策，于格物、经济、海贸皆有建树。对此事，有何见解？”
李瑾出列，行礼，声音清晰而沉稳：“陛下，天后。臣以为，韦尚书所忧，乃是实情。寺院广占良田，影庇人口，不纳赋税，确与国争利，侵蚀根本。然崔侍郎、李相所言，亦有其理。佛法慈悲，劝人向善，寺观亦可赈灾济民，安定人心。关键在于‘度’与‘法’。”
他顿了顿，继续道：“昔日魏武、周武，手段过于酷烈，非但未能根除其弊，反易激起民变，有伤陛下仁德。今海内承平，国库虽因寺产稍损，然海贸之利可补。故臣以为，当以‘疏导’、‘整顿’、‘纳轨’为主，而非‘禁绝’、‘毁弃’。具体而言，可虑者三：其一，严控僧尼额度，沙汰伪滥。请旨令天下诸州，重核僧尼度牒，无牒者勒令还俗。严格出家程序，禁止私度。可设定各州僧尼总数上限，不得随意增加。其二，清丈寺田，限额课税。由御史台、户部、州县有司联合，清丈天下寺观田产，凡超出朝廷所赐及合法购置额度者，限期退还或由官府赎买，分给贫民。对合法寺田，亦可考虑仿照民田，征收适度‘助役钱’或‘香火税’，使其与国家共担义务。其三，规范寺产经营，禁绝盘剥。明令寺院不得经营高利贷（长生库可改为低息或无息赈贷），不得强夺民产，所营碾硙、店铺等，需照章纳税。同时，鼓励寺院将部分资财，用于修桥铺路、赈济灾荒、兴办‘悲田坊’（慈善医疗）、‘养病坊’等慈善事业，化利为善，彰其功德。”
李瑾的提议，试图在尊重佛教社会功能与维护国家根本利益之间寻找平衡。不搞一刀切的灭佛，而是通过制度性规范，将寺院经济纳入国家管理体系，限制其过度膨胀和对国家资源的侵夺，同时引导其发挥社会稳定作用。
武则天听完，沉吟良久。她当然清楚寺院势力膨胀的隐患，但她也需要佛教这面旗帜。最终，她缓缓开口：“李卿所言，老成谋国。寺院之弊，确需整治，然不可操切。此事关乎重大，牵涉广泛，当从长计议，徐徐图之。可先由御史台、户部、鸿胪寺（兼管宗教事务）选派干员，赴畿内及河南、河北数道，查访实情，具实以闻。其余诸道，亦需严加约束，禁绝新的大规模‘舍田’、‘建寺’之风。至于清丈、限田、课税诸事…… 待查访明白，再行详议。”
这是一个典型的武则天式的决策：承认问题，表示关切，派出调查，暂缓激烈行动，保持压力，观察风向。她需要更多信息，也需要权衡朝中各方势力，更要考虑如何将此事与自己的政治谋划相结合。
朝议暂歇，但“佛寺占良田”引发的波澜，却已从伊水之滨，扩散到帝国的庙堂之上，成为一个必须面对，却又极其棘手的难题。这不仅仅是土地和财富的争夺，更是神权与皇权、宗教势力与世俗国家、既得利益集团与改革诉求之间，一场漫长而复杂的博弈的开端。而刚刚经历了海贸繁荣、经济大变革的大唐帝国，其社会结构的深层矛盾，也通过“寺院经济”这个突破口，清晰地显露出来。李瑾的“疏导、整顿、纳轨”之策，能否在各方势力的夹缝中推行，仍是未知之数。但变革的种子，已然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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