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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六年十月，北京的秋天来得爽利。长安街两旁的银杏树一夜之间黄透了，金灿灿的叶子在午后的阳光下像无数小扇子，风一过，簌簌地落，铺了满地金黄。人民大会堂台湾厅的窗户朝西，这时候斜阳正好射了过来，把新铺的暗红色地毯染成暖融融的橙红。谢望城站在台湾厅门口，手里攥着烫金的请柬，手心微微出汗。请柬上的字是竖排繁体：“敬邀参加海峡两岸科学技术交流研讨会”。落款是两个单位：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台湾科学技术***。这是1949年以来，两岸科技界第一次在人民大会堂正式会面。
他的身边站着父亲谢继远。老人今天穿了一身深灰色的中山装，是专程从武陵山带来的，袖口和领子洗得有些发白，但熨烫得笔挺。他的背挺得比平时更直，眼睛盯着厅门上方那块新挂的匾额——“台湾厅”三个字是行楷，黑底金字，在夕照里熠熠生辉。
“爸，时间快到了。”谢望城轻声提醒。
谢继远点点头，却没有动。他想起三十五年前，1951年，他第一次来北京，参加全国工业战线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那时候他也站在人民大会堂前，不过是在东门外，仰头看着这座雄伟的建筑，心里想的是父亲谢文渊——如果父亲能看到新中国建起这样的大会堂，该有多好。
而今天，他要去的是台湾厅。一个在1986年春天刚刚装修完毕、专为两岸交流设立的厅。历史有时候就是这样，你永远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刻，以什么方式，走进哪一个房间。
门开了。工作人员恭敬地侧身：“谢老、谢工，请进。”
厅很大，能容纳三百人，但今天只摆了五十张座位，呈半圆形围绕**台。灯光是暖黄色的，照在深色的木地板和墙上挂着的巨幅山水画上——画的是阿里山云海和长江水峡并列，是中央美院特意为这个厅创作的。空气里有新家具的油漆味，还有淡淡的菊花香——每个座位旁的小几上都摆着一盆白色的杭菊。
已经来了二三十人。有白发苍苍的老科学家，有戴眼镜的中年学者，也有像谢望城这样三十多岁的青年才俊。大家都很安静，互相点头致意，但很少交谈。气氛里有种小心翼翼的克制，像在试探水温。
谢望城扶着父亲找到座位——第三排靠走道，位置很好，能清楚看到**台。刚落座，就听到身后有人用带闽南口音的普通话小声说：“这厅的音响效果不错，回声控制得好。”
他回头，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先生，穿着深蓝色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正抬头看天花板上的吸音板。旁边一个年轻人拿着笔记本记录：“是，老师。大陆这边的建筑声学进步很快。”
老先生注意到谢望城的目光，微笑着点点头。谢望城也点头回应，心里却是一震——这口音，这气质，应该就是台湾代表团的成员了。
会议在下午三点准时开始。主持人是中国科协的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院士。他的开场白很简短：“今天，我们相聚在这里，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用科学技术的桥梁，连接海峡两岸的同胞。科学没有边界，知识属于全人类。让我们抛开政治的藩篱，专注于我们能共同为之奋斗的事业。”
掌声不热烈，但持续了很久。谢望城看见前排几位老科学家在擦眼镜——不知道是不是镜片起雾了。
第一个发言的是大陆方面的代表，中科院计算所的研究员，讲的是“超级计算机的发展与应用”。幻灯片一页页翻过，从银河-I讲到正在研制的银河-II，讲向量处理，讲并行计算，讲在气象预报、石油勘探、核物理模拟中的应用。
台湾代表们听得很认真，不时低头记录。当讲到银河-II的设计峰值速度达到每秒十亿次时，谢望城听见身后那位老先生轻声对助手说：“比我们预期的快两年。”
第二个发言的是台湾代表，来自台湾工业技术研究院，讲“半导体制造技术的现状与展望”。他从晶圆尺寸讲到光刻精度，从DRAM讲到正在研发的256K存储器。幻灯片上出现了新竹科学园区的照片，整齐的厂房，现代化的实验室。
会场更安静了。这是大陆科技界第一次如此详细地了解台湾的半导体产业。谢望城注意到，父亲谢继远的身子微微前倾——老人虽然搞了一辈子机械，但对新兴的电子技术一直很关注。
“目前，我们正在攻关1微米制程技术。”台湾代表在台上说，“预计明年可以试产。关键设备需要从日本和美国进口，但在工艺整合和良率提升方面，我们已经积累了自己的经验。”
提问环节，大陆一位老院士站起来：“请问，在光刻胶材料方面，你们是自主研发还是依赖进口？”
“目前主要依赖进口。”台湾代表如实回答，“但我们有团队在做基础研究。实际上，我们很希望能与大陆的化工材料专家合作——我知道大陆在特种高分子材料方面有很好的基础。”
问题一个接一个，从技术细节到产业政策，从人才培养到国际合作。开始时还有些拘谨，但说到具体技术，双方都忘了“两岸”这个前缀，只剩下“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身份。
茶歇时，气氛明显活络了。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换名片，讨论刚才的话题。谢望城扶着父亲走到茶点台，正好遇到刚才身后那位台湾老先生。
“谢先生？”老先生先开口，普通话带着明显的台湾腔，“刚才听主持人介绍，您来自湖北的‘701’厂？是做精密加工的那个‘701’吗？”
谢继远有些意外：“您知道我们厂？”
“何止知道！”老先生眼睛亮了，“我是李明道，台湾清华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去年在德国汉诺威工业展上，看到你们用五轴机床加工的航空发动机叶片样品，印象深刻！克劳斯公司的施罗德博士，是我的老朋友，他特别跟我推荐过你们。”
世界真小。谢望城在心里感叹。父亲在武陵山深处打磨的叶片，竟然通过德国的展会，被台湾的教授看到了。
“李教授过奖了。”谢继远谦虚道，“我们还在学习阶段。”
“不，你们做得很好。”李明道认真地说，“特别是解决残余应力问题的工艺优化，施罗德给我看过技术报告。你们那个‘经验数字化’的思路，很有前瞻性。”
他们聊了起来。从五轴加工聊到数控系统，从刀具材料聊到测量技术。李教授对“701”厂如何用有限资源实现高精度加工非常感兴趣，谢继远也问了很多台湾半导体产业的情况。谢望城在旁边听着，偶尔补充几句——他在深圳机场项目上接触过一些台湾建筑公司，对那边的工程管理有些了解。
“其实，我们这次来，最想谈的就是合作。”李明道忽然压低声音，“台湾的精密机械行业，最大的瓶颈是基础工艺——铸造、热处理、表面处理。这些方面，大陆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有老师傅们的经验。而我们有市场，有资金，有国际化的渠道。如果能结合起来……”
他没说完，但意思很明白。谢继远沉默了几秒，然后说：“技术上可以探讨。但我们厂是国有企业，合作需要上级批准。”
“理解，完全理解。”李明道点头，“先建立联系，慢慢来。科学技术，总要走在政治前面一步。”
下半场会议开始了。议题转向“高科技产业化的路径与挑战”。谢望城被安排发言，讲的是“重大工程项目中的技术集成创新”——以南鹏机场填海工程为例。
他走上**台，打开讲稿，却忽然改变了主意。他关掉幻灯机，走到讲台前，看着台下那些熟悉或陌生的面孔。
“各位前辈，各位同仁。”他的声音在安静的会场里格外清晰，“刚才听了很多关于技术、关于产业、关于合作的讨论。我想讲一点不一样的——关于人。”
他顿了顿：“在南鹏机场项目中，我们用了荷兰的高压旋喷桩技术，用了香港的工程管理软件，用了美国进口的测量设备。但最关键的，是我们有一群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者——有参加过三线建设的老工人，有刚从技校毕业的年轻人，有放弃国外高薪回国的工程师。”
“在解决软土地基处理难题时，我们的一位老工人——他在武陵山的军工厂干了三十年——提出用‘振动置换法’的改良方案。这个方案结合了德国设备、美国理论和中国经验，最终把工期缩短了四个月。”
台下很安静。谢望城看到父亲在第三排看着他，眼睛里有一种他从未见过的光。
“我想说的是，技术可以引进，设备可以购买，但‘人’——人的经验，人的智慧，人的奋斗精神——是买不来的。”他的声音有些激动，“海峡两岸，有同样的文化根基，有同样的聪明才智，有同样渴望为国家、为民族做点实事的同胞。如果我们能把人的力量结合起来，还有什么技术难题攻克不了？还有什么产业高峰攀登不上？”
掌声响起来。先是零星的，然后连成一片。谢望城看到李明道教授在用力鼓掌，看到许多台湾代表在点头。
他回到座位时，父亲拍了拍他的手背，没说话，但那个动作，比任何赞扬都有分量。
会议在傍晚六点结束。主持人宣布，明天将分组讨论，就具体合作领域进行深入交流。散场时，人们不再像来时那样拘谨，三三两两地边走边谈，有些还约好了晚上继续聊。
谢望城扶着父亲走出台湾厅。夕阳已经完全沉下去了，但天边还留着一抹瑰丽的紫红。人民大会堂的廊柱在暮色中显得格外巍峨。
“望城，”谢继远忽然停下脚步，“你还记得爷爷笔记本里那句话吗？”
“哪句？”
“1949年4月，他在上海写的：‘唯愿后来者，既能承继我辈之精神，又能超越我辈之局限，建设真正富强之新中国。’”
谢望城点点头。他当然记得。那本泛黄的笔记本，他从小看到大。
“今天坐在这里，”谢继远望着暮色中的天安门广场，“我忽然觉得，爷爷说的‘后来者’，不光是咱们，还包括……海峡那边的同胞。他们也是中国人，也有建设富强中国的愿望。”
晚风吹过，带着深秋的凉意。广场上，华灯初上，长安街的车流亮起红色的尾灯，像一条流动的河。
“爸，您说，爷爷如果能看到今天……”
“他会欣慰的。”谢继远打断儿子的话，声音有些哽咽，“但他也会说：路还长，别停步。”
他们慢慢走下台阶。身后，台湾厅的灯光还亮着，透过高大的窗户，温暖地洒在人民大会堂前的广场上。
那灯光，就像一座灯塔，在1986年秋天的北京夜空里，静静亮着。
照亮过去，也照亮未来。
照亮山，也照亮海。
照亮所有分隔，也照亮所有连接。
而历史，就在这灯光里，静静地，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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