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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终究没能走成。南肯辛顿的日光仿佛都比别处慵懒，慢悠悠地爬过窗棂，在地板上拖出长长的影子，照见尘埃在光柱中无声舞蹈。我坐在偏厅的丝绒沙发里，指尖无意识地拂过细腻的绒面，触感柔软得让人心头发颤，心中却是一片茫然的浮萍，找不到落脚之处。走？我能走去哪里？回姑姑那个弥漫着油烟与算计的家，面对表哥黄大卫淫邪的目光和姑父黄中雄盘算着将我“出手”的冰冷眼神？还是流落伦敦街头，重演昨日晕倒在雨巷的戏码，最终被移民局的人抓走？
郭楠廷回来时，已是傍晚。夕阳的余晖透过落地窗，将他的身影拉得很长。他换了一身深蓝色的棉质家居服，领口随意地敞开两颗扣子，更显得身姿挺拔修长。那副无框眼镜后的眼神，带着一丝从实验室或图书馆带回来的疲惫，却又在看到我的瞬间，变得锐利而清明，直直地落在我身上，仿佛能看穿我所有的心思。
“住得还习惯？”他走到吧台边，给自己倒了一杯温水，语气随意得仿佛收留一个来历不明的女孩，是再寻常不过的事。
我点点头，双手紧张地攥着衣角，低声道：“谢谢您，郭先生。我的伤已经没事了，不能再打扰您了，我……”
他打断我，转过身，靠在吧台上，语气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平淡：“林小姐，或许我们可以做个交易。”
我愕然抬头，眼中满是不解。交易？我一无所有，能与他这样的人做什么交易？
“我祖籍虽是福建，但自幼在印尼、英美长大，中文读写尚可，口语却总欠些火候，尤其是乡音里的雅言，总说不地道。”他踱步到窗前，背对着我，夕阳给他周身镀上一层温暖的金边，将他的轮廓勾勒得格外清晰，“我查过，你在国内时成绩优异，国语和闽南话都极好。不如，你留下来，做我的中文老师，权当……抵了医药费和食宿。”
中文老师？我？我几乎要失笑。我一个连合法身份都成问题的黑户，连伦敦的街道都认不全，何德何能教这位糖业帝国的公子中文？这借口，未免太过拙劣。
“这……这不合适……”我嗫嚅着，声音细若蚊蚋。我知道自己不该拒绝这份“好意”，却本能地对这突如其来的“交易”感到不安。
“没什么不合适。”他转过身，目光沉静得像深潭，“我说合适就合适。而且，你的合法身份，我已经给你办好了。”
他的话语里有一种天生的、不经修饰的掌控感，让我想起家乡山上呼啸而过的风，不容你质疑，只能顺应。哦，我终于不是非法的了，终于不用再躲在油腻的餐馆后厨，担心被移民局的人抓走了。后来我才知道，在我惴惴不安睡去的那晚，他已动用私人侦探，将我的背景查得一清二楚——从福建的小山村，到父亲的离世，再到黄家人的算计，无一遗漏。并且，在我醒来的第二天，他便带着律师、保镖，还有一位据说在伦敦华人圈颇有势力的“陈先生”，亲临了姑姑家那间油腻的餐馆。
据后来小宇偷偷打电话告诉我，那场面堪称震撼。郭楠廷穿着一身剪裁合体的西装，坐在餐馆油腻的塑料椅上，与周围的环境格格不入。他并未多言，只将一张数额足以让姑父黄中雄瞳孔地震的支票推到他面前，语气平淡无波：“聘请林茵茵小姐做我的中文老师，这是预支的一年薪金。以后，她的事，就不劳黄先生费心了。”姑父被那支票上的数字和郭楠廷周身的豪气震慑住，脸色发白，大气不敢出，只会连连点头。表哥黄大卫盯着郭楠廷那辆停在街角的黑色豪车和他身后面无表情的彪形大汉，嫉妒与愤恨扭曲了他的脸，却也不敢造次。表姐黄艾伦，则从郭楠廷进门起，目光就似黏在了他身上，那里面是毫不掩饰的惊艳、痴迷，以及随之而来的、对我更深的妒恨——她从未想过，我这个乡下来的“狐媚子”，竟能攀上这样的高枝。
姑母终究不放心，坚持要给我送些个人物品——几件旧衣服，还有父亲留给我的那块旧手表。黄艾伦立刻自告奋勇陪同，眼神里的不甘几乎要溢出来。于是，她们坐上了郭楠廷派去的车，来到了这栋位于南肯辛顿的小洋楼。
我永远记得姑母和表姐进门时的表情。姑母是纯粹的、几乎带了点敬畏的震惊，她拉着我的手，手指微微颤抖，抚摸着客厅里那架乌黑光亮的三角钢琴漆面，看着墙上看似随意却价值不菲的油画，嘴里喃喃着：“茵茵……这、这真是……太气派了……”她眼中为我高兴的欣慰，与对这超出想象范围的富贵的无措交织在一起，泪水在眼眶里打转。她悄悄将我拉到一边，从包里拿出一个布包，里面是她攒下的几百英镑，塞到我手里：“茵茵，遇到贵人了，要懂事，要勤快，别忘了本。有空……要是方便，就回来看看我。”声音里带着哽咽。
而黄艾伦，她的目光像探照灯，扫过每一件昂贵的摆设——水晶吊灯、真皮沙发、古董花瓶，最终定格在我身上。我穿着桑德拉为我准备的，一件看似简单、实则剪裁和面料都极佳的米白色羊绒连衣裙，头发也被桑德拉打理得整齐柔顺。她的眼神瞬间冷了下去，像淬了冰，那里面是熊熊燃烧的嫉妒和一种被冒犯的疯狂。我清晰地看到，她纤细的手指紧紧攥住了衣角，指节泛白，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那一刻我便知道，她心里埋下了一颗种子，一颗名为“取代”和“占有”的、危险的种子，只待时机成熟，便会生根发芽。
她们走后，郭楠廷算是正式将我介绍给家中众人。管家乔尼，一位沉默寡言、做事一丝不苟的印尼华裔，负责打理家里的大小事务，永远穿着笔挺的西装，说话时带着轻微的印尼口音；保镖文森特，身材魁梧，眼神锐利，平时很少说话，却总在不远处默默守护着；厨子文伯文嫂，一对来自福建福州的夫妻，笑容憨厚，手艺精湛，怪不得那日的闽菜如此地道；以及主要照顾我起居的仆妇桑德拉，依旧温和周到。他们对我恭敬却疏离，称呼我“林小姐”，却从未有过真正的亲近。我明白，在这座精致的宅邸里，我依旧是个外人，一个身份暧昧的“中文老师”，是主人一时兴起收留的客人。
于是，我的新生活以一种近乎荒诞的方式展开了。郭楠廷所谓的“学中文”，不过是偶尔兴起，在晚餐后让我念几段中文报纸，或者纠正他某个字的发音，更多的时候，他都在实验室或图书馆忙碌。他真正的安排，是送我去了一所位于市中心的正规语言学校，让我恶补英语，每天上午四个小时的课程，从语法到口语，系统而密集；紧接着，又在我某次收拾房间时，无意中流露出对杂志上服装搭配的一点兴趣后，不由分说地替我报了圣马丁艺术学院的短期时装设计课程，每周两次，由知名设计师授课。
“既然喜欢，就去学。学费从你‘薪水’里扣。”他说得轻描淡写，仿佛那高昂的学费不过是几便士，根本不值得一提。
周末，他有时会带我出去。并非我想象中的高级餐厅或奢华舞会，而是一些颇为“接地气”的活动。他会突然兴致勃勃地说：“切尔西花卉展开始了，带你去看看。”结果到了现场，他却对着满园珍奇草木摇头，评论道：“不如我印尼庄园里的热带兰花恣意，那边的兰花能长到一人高。”语气里的凡尔赛，让我哭笑不得；他会突发奇想，开车两个小时去科茨沃尔德的乡村徒步，我穿着他特意为我准备的昂贵冲锋衣和徒步鞋，走得气喘吁吁，小腿酸痛，他却步履轻松，还会指着路边某种不起眼的野草，告诉我它在中医里的效用，说这是他在医学院学到的知识；他也会带我去参加他同学或朋友的派对，那些来自世界各地的精英子弟，谈笑风生，话题从量子物理到当代艺术，无所不包。我起初只能局促地站在角落，手里捏着酒杯，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是他不动声色地将我拉到身边，向别人介绍：“这是我的中文老师，林茵茵，来自中国福建。”或是在有人调侃我“太安静”时，一句略带调侃的解围：“她只是在观察你们这些‘天才’的日常。”让我慢慢学着适应这样的场合。
我就像一株被强行移植到温室的名贵花木，被迫吸收着前所未有的阳光雨露。圣马丁的课程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我对色彩、面料的天赋仿佛被唤醒，老师常常称赞我的设计“有灵气，带着东方的诗意”；语言学校的系统学习让我逐渐能流畅地用英语表达自己，不再像以前那样连点餐都要紧张半天；那些场合见识的繁华与优雅，潜移默化地改变着我的举止，我开始学着穿高跟鞋，学着画淡雅的妆容，学着在与人交谈时保持微笑。我褪去了初来时的那份畏缩与土气，容貌本就清丽，如今更添了几分自信与得体，连桑德拉都偶尔会在帮我整理衣服时赞叹：“林小姐，您真是越来越标致了，像画报里走出来的人。”
然而，这看似美好的“栽培”之下，是我们之间无法忽视的鸿沟与碰撞。他的世界是铺陈开的、理所当然的广阔，而我的过去，是狭窄的、充满挣扎的泥泞，我们就像两条永不相交的平行线，只因一场意外的撞击，才被迫靠近。
一次，我们在晚餐时聊起家乡的气候，我无意中提及福建的冬天没有暖气，只能靠烧炭取暖，有时炭不够，冻得夜里睡不着觉。他竟脱口而出：“为什么不装地暖？或者冬天去海南过冬也好，那边气候温暖，机票也不贵。”那语气里的不解，纯粹得近乎残忍，仿佛“装地暖”“去海南过冬”是像“喝杯水”一样简单的事。我看着他，一时语塞，心中涌起一股难言的酸涩与恼怒——他永远不会明白，对于曾经的我和家栋来说，“装地暖”的钱，足够我们兄妹俩一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他见我脸色不对，才恍然意识到自己失言，摸摸鼻子，难得地有些无措，低声道：“当我没说。”那一刻，我清晰地感受到，我们之间隔着的，是一整个世界的距离。
还有一次，文嫂想家了，做了一道我们福建常见的咸菜焖笋，那是我从小到大最爱吃的菜，不仅带着家乡的烟火气，更是带着父亲的味道和哥哥的关照。我吃得津津有味，一碗饭很快见了底，还想再添一碗。他却只尝了一口便放下筷子，眉头微蹙，语气带着医生的严谨：“这咸菜腌制时间不够，亚硝酸盐含量高，长期吃对身体不好。”我顿时觉得碗中的饭菜失了味道，一种被冒犯的感觉油然而生——那是我和家人在清贫岁月里，赖以慰藉的味道，是父亲在冬夜里，就着咸菜喝着米酒给我和哥哥讲故事唱小曲的温暖记忆，是哥哥知我最爱，每每忍着自己的嘴，把菜频频夹到我碗里的爱怜。。我放下碗，轻声却坚定地说：“郭先生，这是我们从小到大，在没有足够食物的日子里，赖以活下去的味道。它或许不健康，却是我们的根。”他愣住了，看着我眼中隐忍的泪光，沉默了许久，最终，竟拿起筷子，又夹了一筷子咸菜，慢慢放进嘴里，细细咀嚼，然后低声说：“是我唐突了，味道……其实挺好的。”那顿饭，吃得异常安静，却让我第一次觉得，他或许并非完全不懂人间疾苦。
他习惯了下达指令，习惯了一切围绕他的意志运转。为我安排学校、课程、衣着，甚至连我每天穿什么衣服、戴什么配饰，他都会提前让桑德拉准备好，从未问过我的意见。当我鼓起勇气，说想去看看大英博物馆，听说那里有很多中国的文物时，他会说：“周末人太多，挤着不舒服。周二下午我去那边的图书馆查资料，顺便带你去，那时人少。”当我想用自己攒下的、微不足道的“薪水”——其实不过是他每月给我的零花钱——给姑母买件生日礼物时，他会直接让乔尼订好一份昂贵的燕窝补品，说：“你选的那些小东西不实用，这个更合适，对长辈身体好。”
他的“为你好”，是密不透风的网，是理所当然的施与，却忽略了我也有自己的想法和尊严。我来自那个需要为一餐一饭精打细算的山村，我的自尊像石缝里挣扎出的小草，纤细却顽强，容不得被随意践踏。我们开始有了争吵，为那些在他看来微不足道、在我看来却关乎尊严的小事。
我会因为他随意评论我珍藏的旧物——比如父亲留下的那块旧手表，他说“款式太旧，没什么价值”——而愠怒，与他冷战一整天；他会因为我坚持要自己手洗几件贴身衣物，说“洗衣机洗得不干净，而且会磨损面料”，而觉得不可思议，皱着眉说“桑德拉会洗，你何必费这个劲”；我会因为他在派对上未经我同意，就替我回绝了某位男士的邀舞，说“她不太会跳华尔兹”，而感觉被轻视，觉得他把我当成了需要被保护的附属品；他会因为我偶尔流露出的、对未来的迷茫和不安——我不知道课程结束后该做什么，不知道离开他的庇护后该如何生存——而感到烦躁，认为他为我铺设的道路如此清晰：“继续读圣马丁的本科，毕业后做设计师，或者留在我身边帮我打理中文事务，你为何还要彷徨？”
我们像是两个不同星系的物种，因为一场离奇的撞击而暂时同行，却始终无法真正理解彼此。他嫌我敏感、固执、不识好歹，不懂得珍惜他给的“好机会”；我怨他霸道、专横、不解人间疾苦，不尊重我的想法和过去。
争吵，冷战，而后又在他某次笨拙的示好中缓和。他从不道歉，却会用行动表达歉意——可能是在我生日时，送我一本绝版的、我一直想要的时装设计画册；可能是在我感冒时，亲自下厨煮一碗姜汤，虽然味道难喝得让人皱眉；可能是在我因为设计稿被老师批评而难过时，默默陪我坐在书房，给我讲他当年做实验失败的经历；也可能是一句别别扭扭的“明天带你去吃那家你上周说想试试的西班牙菜”。
在这栋富丽堂皇的南肯辛顿洋楼里，我穿着精致的衣裳，学着最前沿的知识，见识着顶级的繁华，内心却时常在云端与泥土之间撕裂。他为我打造的这座花园，温暖、安全，却似乎也隔绝了真实的风雨，让我看不清外面的世界，也看不清自己的内心。我不知道，我这朵被他亲手从泥泞中移植过来的茉莉，最终能否真正在这片陌生的土壤里扎根绽放，拥有属于自己的生命力；又或者，只是他一时兴起，养护在温室里的一株稍特别的盆栽，待新鲜感过去，便会被丢弃在角落，逐渐枯萎。
而那场发生在伦敦雨巷的撞击，带来的涟漪，似乎还远未到平息的时候。我隐隐有种预感，黄家人不会就此罢休，郭楠廷家族的纷争也迟早会波及到这里，而我与他之间的这段脆弱的、充满矛盾的关系，终将面临一场更大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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