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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朝的小巷子里碰到少年李商隐，大概率会看到个瘦得像根豆芽菜的小子：穿着洗得发白的粗布衣裳，手指上沾着墨汁，要么蹲在书铺门口帮人抄书，要么扛着小半袋米往家跑——那时候的他，还不是写“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大诗人，就是个没了爹、得靠养活全家的寒门子弟。他这辈子，就像一场“刚看到光就被乌云挡住”的戏：小时候苦到抄书抄到手指流血，好不容易靠才华熬出点名气，又一头扎进“牛李党争”的泥坑，最后连个安稳官都没当上，四十多岁就郁郁而终。今天就聊聊，这个寒门才子是怎么一步步往上爬，又怎么被命运残酷拽下来的。
爹没了的日子：抄书到手指肿，也没敢放下笔
李商隐的苦，从他9岁那年就开始了——他爹李嗣病死在浙江的官任上。消息传回家，娘抱着他和弟弟妹妹哭了三天三夜，家里的天一下就塌了下来。
唐朝的寒门人家，没了男人就像没了顶梁柱。他娘是个普通妇人，不会种地，不会经商，靠变卖家里的旧东西过日子。没过多久，值钱的东西就卖光了，连吃饭都成了问题。10岁的李商隐，看着弟弟妹妹饿肚子，咬咬牙说：“娘，我去干活挣钱。”
他干的活，都是最苦最累的：
- 去书铺帮人抄书，一页纸能挣两个小钱。那时候的毛笔硬，纸也糙，他一天要抄几十页，手指被笔杆磨得通红，晚上睡觉一碰到被子就疼，他不敢停——停一天，弟弟妹妹就少一顿饭。
- 去米店帮人“贩舂”，就是把稻谷捣成米，再扛去给客户送。他年纪小，力气也小，扛着半袋米走在街上，腰都直不起来，汗顺着下巴往下滴，他不敢喊累——喊累也没人帮他。
- 冬天天最冷的时候，他还去河边帮人洗衣裳，河水冻得手发麻，洗一会儿就要往怀里热热，他不敢歇——歇一会儿，就少挣一个铜板。
就算这么苦，他也没放下过书。晚上家里没钱点灯，他就借着邻居家的灯光看书；白天干活间隙，他就把书揣在怀里，有空就掏出来读两页。他娘看着心疼，劝他“别这么拼了，先顾着吃饭”，他却摇摇头说：“娘，我好好读书，才能让咱们家好过点。”
老天爷没辜负他的苦。16岁那年，他写了《才论》和《圣论》两篇文章，把自己对时事、对圣人之道的想法全写了进去。文章传到了当地官员手里，有人一看就惊了：“这哪是个少年写的？比那些老秀才写得还好！”
就这么着，“李商隐有才”的名声慢慢传了出去。这时候的他，就像在黑暗里走了好久，终于看到了一点光——他知道，靠读书，他说不定真能让家里翻身。
遇到令狐楚：终于有了“伯乐”，却也埋下了“祸根”
真正改变李商隐命运的，是他遇到了令狐楚。
令狐楚可不是普通人，他是唐朝的大官，当过宰相，还是“牛党”（以牛僧孺为首的政治派别）的核心人物。他听说有个叫李商隐的少年很有才，就特意召见了他。一见面，令狐楚就让李商隐写篇文章，李商隐拿起笔，没一会儿就写好了。令狐楚一看，字写得漂亮，道理说得透彻，当场就拍了桌子：“好小子！跟我学写骈文（唐朝官场常用的文体），我教你！”
这对李商隐来说，简直是天上掉馅饼。令狐楚不仅教他写文章，还管他的吃穿用度，给他零花钱，让他安心准备科举。有时候令狐楚出差，还会带着李商隐，让他见见世面，跟其他官员认识认识。
李商隐特别感激令狐楚，把他当成亲爹一样对待。令狐楚也喜欢这个懂事又有才的孩子，常跟别人说：“商隐这孩子，将来肯定有大出息。”在令狐楚的帮助下，李商隐的文章越写越好，科举的底气也越来越足——他觉得，离“让家里好过点”的目标，越来越近了。
他没意识到，令狐楚的“牛党”身份，给他埋下了“祸根”。唐朝中后期的“牛李党争”，比现在的职场斗争狠多了：牛党和“李党”（以李德裕为首的派别），就像死对头，你提拔的人我就打压，你支持的政策我就反对，连跟对方走得近都不行。令狐楚是牛党大佬，李商隐跟着他，自然就被贴上了“牛党人”的标签——后来的一件事，让他彻底成了“两党都不待见”的人。
26岁中进士：刚高兴没几天，就栽进了党争的坑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26岁的李商隐考中了进士。放榜那天，他拿着榜单，手都在抖，第一时间跑回家报喜——娘抱着他哭了，弟弟妹妹围着他笑，家里有了扬眉吐气的一天。
高兴的日子还没过去，麻烦就来了。他在一次宴会上，认识了李党官员王茂元。王茂元特别欣赏李商隐的才华，不仅跟他聊得很投机，还想把女儿嫁给她。
李商隐当时没多想：王茂元是大官，人又好，他的女儿肯定也不错；而且刚中进士，要是能娶王茂元的女儿，对仕途也有帮助。于是，他就答应了这门亲事，风风光光地娶了王氏。
这桩婚事，在牛党眼里，就是“忘恩负义”——你李商隐是令狐楚（牛党）教出来的，现在居然娶李党人的女儿，不是叛徒是什么？令狐楚的儿子令狐绹（后来也成了牛党大佬）更是气得不行，觉得李商隐“白眼狼”，再也不跟他来往了。
这边牛党把他当成“叛徒”，那边李党也没把他当成“自己人”——李党觉得，李商隐本来是牛党那边的，现在嫁过来，说不定是牛党派来的“卧底”，根本不信任他。
就这么着，李商隐成了“两头不是人”：牛党打压他，不让他当大官；李党怀疑他，不给他人脉支持。他虽然中了进士，却只能当些没实权的小官，比如秘书省校书郎（相当于现在的图书管理员）、弘农县尉（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副局长），干的都是杂活，根本没机会施展才华。
有一次，李商隐想给令狐绹写封信，解释一下不是故意“背叛”，令狐绹连信都没拆，直接退了回去。李商隐拿着退回来的信，坐在桌子前，看着写的诗，心里又委屈又难过——他想娶个喜欢的人，想好好当官能做事，怎么就成了“叛徒”？
辗转幕府：跑遍大半个中国，还是没逃过“郁郁而终”
既然在京城待不下去，李商隐去地方上的“幕府”当幕僚——就是给节度使（地方军政长官）当秘书，写写文书，出出主意。这日子，比在京城还苦。
他先后去了桂州（今广西桂林）、徐州、梓州（今四川三台）等地的幕府，每一次都要走几千里路，路上风餐露宿，有时候还会遇到强盗。到了幕府，活儿多还不讨好：节度使高兴了，就给点赏赐；不高兴了，就把气撒在他身上。
更让他难受的是，他根本没法照顾家人。他娘年纪大了，身体不好，他却只能隔着几千里写信；妻子王氏跟着他，没享过一天福，反而要跟着他吃苦，后来还得了重病。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王氏病逝，李商隐连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他当时在梓州幕府，等他赶回家，王氏已经下葬了。
王氏的死，成了压垮李商隐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看着王氏的墓碑，想起以前跟她在一起的日子，想起这辈子的遭遇：苦了半辈子，好不容易中了进士，却困在党争里；想好好照顾家人，却连妻子最后一面都没见到；一身才华，却只能写些没人看的文书——他觉得太没用了。
从那以后，李商隐的身体越来越差，精神也越来越消沉。他不再像以前那样拼命写文章，而是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窗外的花开花落，写些悲伤的诗，比如“春心莫共花争发，一寸相思一寸灰”，字里行间全是绝望。
唐宣宗大中十二年（858年），46岁的李商隐在郑州的一个小旅店里病逝。他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亲人，一个老仆人陪着他；他留下的，除了一叠没写完的诗稿，什么都没有——那个曾经靠抄书谋生的少年，那个26岁中进士的才子，最终还是没能逃过“郁郁而终”的命运。
寒门才子的命，到底输给了什么？
李商隐这辈子，输的不是才华——他的诗，流传了一千多年，直到现在还有人读；输的也不是努力——他从寒门少年，靠抄书读书考中进士，拼尽了全力。他输的，是那个党争激烈的时代，是寒门子弟逃不开的“身份枷锁”。
他要是没跟着令狐楚，可能连科举的机会都没有；可跟着令狐楚，又被贴上了“牛党”的标签；他要是没娶王茂元的女儿，可能不会被牛党打压；可娶了她，又成了李党的“外人”——他怎么选，好像都是错的。
就像现在的有些人，努力了半辈子，却因为行业变动、人际关系，没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李商隐的厉害之处在于，就算命运对他这么不公，他还是把苦、爱、遗憾，写成了诗。
那些诗，就像他的“呐喊”，穿越了千年，告诉我们：曾经有个叫李商隐的寒门才子，他来过，他努力过，他爱过。
直到现在，我们读起“春蚕到死丝方尽”，还能想起他对王氏的深情；读“此情可待成追忆”，还能体会他错过的遗憾；读“君问归期未有期”，还能感受到他漂泊的孤独——这大概就是他留给世界最好的礼物：就算人生满是挫折，也要把真诚藏进文字里，让后来的人，能从里面找到自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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