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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开元十七年（公元729年），嵩山深处的一间茅草屋前，19岁的岑参蹲在青石上磨墨。山风卷着松针落在砚台里，他伸手拂开，望着远处云雾缭绕的山峰，想起父亲临终前的话：“咱岑家曾出三相，你要好好读书，莫坠了门楣。”墨汁在砚台里晕开了，像他此刻的心事——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母亲带着他从荆州迁到嵩山隐居，日子虽清苦，这满山的风、满涧的水，倒成了他最早的“诗料”。他常背着书囊在山里走，看见松鼠衔着松果跳过石阶，就掏出纸笔写“松鼠穿松枝，松果落青泥”；听见山涧流水撞在石头上，就念“石上泉声咽，涧边苔色肥”。有时遇到樵夫，就坐在树下听他们讲山外的事，听他们说安西的风沙、轮台的雪，那些遥远的边塞故事，像颗种子，落在他心里，等着日后生根发芽。
那时的岑参还不知道，这辈子的诗魂，终究要系在万里之外的瀚海戈壁上。他在嵩山读了五年书，把《诗经》《楚辞》翻得卷了边，也把山山水水的灵气，揉进了自己的笔墨里。
开元二十二年（公元734年），24岁的他背着书囊下山，往长安去考科举——他想做官，想让母亲过上好日子，更想看看樵夫口中的“边塞”，到底是怎样一番天地。
第一次到长安，岑参被朱雀大街的繁华晃花了眼——酒肆的幌子随风飘，马车的铜铃叮当响，达官贵人穿着绫罗绸缎，从他身边走过，留下一阵香风。
这份繁华，却没给他留一席之地。他住在平康坊的小客栈里，每天天不亮就去书铺抄书挣钱，夜里就着油灯温习功课，科举的日子一推再推，他的钱袋越来越空，诗稿却越来越厚。
有天夜里，他抄完书回客栈，路过一家酒肆，听见里面传来文人的唱和声。他站在窗外听，听见有人念“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想起嵩山的月夜，想起母亲在茅屋里捣衣的身影，鼻子一酸，掏出纸笔，在路灯下写了首《长安秋夜》：
“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
这首诗后来被酒肆里的文人看到，有人赞他“有边塞气”，更多人劝他：“岑生，长安的诗要写花、写月、写宴饮，写边塞哪有仕途？”岑参没说话，把诗稿折好放进怀里——他知道，自己的诗，从来不是为了迎合长安的风气，是为了心里那片没见过的瀚海。
天宝三载（公元744年），30岁的岑参终于考中进士。放榜那天，他骑着借来的马，绕着曲江池跑了一圈，手里拿着榜单，眼泪都快掉下来。喜悦没持续多久，朝廷给他的官职，是右内率府兵曹参军——一个抄录兵籍文书的小官，每天呆在官署里，对着满桌的竹简，抄手得指发麻。
有次他抄完文书，去长安城外的乐游原散心。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远处的终南山像披了层金纱。他想起樵夫说的安西，想起写过的“玉关情”，掏出纸笔，写下“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他不想在长安抄一辈子文书，他要去边塞，去那个能让他的诗“活”起来的地方。
天宝八载（公元749年），35岁的岑参终于等到机会——安西节度使高仙芝招幕府掌书记，他没跟母亲商量，收拾了个小包袱就辞了官。出发那天，母亲来送他，把件新缝的皮袍塞给他：“路上冷，别冻着。要是苦，就回来。”岑参抱着皮袍，没敢回头，怕母亲看见他眼里的泪。
从长安到安西，走了三个多月。越往西走，风景越荒凉，先是麦田变成戈壁，再是戈壁变成沙漠，最后连草都看不见，只有漫天的风沙，打在脸上像细针在扎。
有次队伍在沙漠里迷路，水囊快空了，将士们都慌了，岑参却蹲在沙地上，看着远处的海市蜃楼，说：“别怕，跟着太阳走，总能找到水。”夜里宿在沙坡上，他裹着皮袍，听着风沙打在帐篷上的声音，觉得心里特别静——这就是他想找的“诗”，是长安的花月给不了的壮阔。
到了安西都护府（今新疆库车），他才知道边塞的苦。夏天的太阳能晒脱皮，冬天的寒风能冻掉耳朵，住的帐篷漏风漏雨，吃的胡饼硬得硌牙。他一点都不觉得苦，每天跟着高仙芝查看军营，起草文书，夜里还跟将士们一起巡逻，听他们讲打仗的故事。
有天夜里，军队要去偷袭吐蕃的营地，岑参跟着一起去。月光洒在沙漠上，像铺了层白霜，将士们穿着金甲，手里握着戈矛，脚步轻得像猫。走到半路，忽然起了风，沙粒打在金甲上，“沙沙”响。
岑参看着眼前的景象，心里涌起一股劲，掏出纸笔（他总把纸笔藏在怀里，怕被风沙打湿），借着月光写：
“轮台九月风夜吼，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匈奴草黄马正肥，金山西见烟尘飞，汉家大将西出师。”
这首《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后来成了他的成名作。高仙芝看了，拍着他的肩说：“季深，你这诗，比战鼓还能鼓舞士气！”岑参笑了——他知道，自己的诗，终于在边塞“活”了。
在安西的三年，他写了很多诗。写将士们的苦：“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写边塞的奇：“瀚海阑干百丈冰，愁云惨淡万里凝”；也写思念：“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有次遇到入京使，他来不及写信，托使者带话“报平安”，转身就写下《逢入京使》——那不是刻意的抒情，是风沙里长出的真情，是每个边塞人都懂的牵挂。
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40岁的岑参回到长安，本以为能有新的任命，没承想却因“坐累”被贬。就在他心灰意冷时，北庭节度使封常清招他去当幕府判官——这次，他没犹豫，收拾好行囊，再次踏上了去边塞的路。
北庭（今新疆吉木萨尔）比安西更靠北，也更冷。他到的时候，正好是九月，轮台的雪下得比往年早，一夜之间，满城的树都裹上了雪。他走出帐篷，看着眼前的雪景，忽然愣住了——雪落在树枝上，像开满了白色的花，风一吹，雪片飘落，像花瓣在飞。
他想起长安的春天，想起曲江池的梨花，掏出纸笔，写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这首《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后来成了盛唐边塞诗的巅峰。有人问他，怎么会把冬雪写成梨花？岑参笑着说：“边塞的雪，不像长安的雪那么软，它有劲儿，有生气，像春天的花一样，能让人心里亮起来。”
在北庭的日子，比安西更忙。封常清是个严将，每天天不亮就练兵，岑参跟着他，既要起草文书，还要记录军情。有次吐蕃来犯，军队在常乐城（今甘肃瓜州）打了场硬仗，岑参跟着将士们守在城楼上，箭雨落在身边的城墙上，“嗖嗖”响。
他却一点都不慌，看着将士们举着盾牌冲锋，听着他们的呐喊声，写下“四边伐鼓雪海涌，三军大呼阴山动”——那是他亲眼看见的战场，是血与火里烧出来的诗。
除了打仗，他也写边塞的日常。写将士们的宴饮：“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写边塞的节日：“胡琴琵琶与羌笛，纷纷暮雪下辕门”；也写自己的孤独：“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
有次夜里，他在安西馆里看书，灯油快烧尽了，月光从窗缝里照进来，落在书桌上。他想起长安的家，想起母亲，觉得有点孤单，转念一想，自己写的诗，能让长安的人知道边塞的事，能让将士们的苦被看见，又觉得值了。
在北庭的三年，他成了将士们的“亲人”。将士们打了胜仗，会拉着他去喝酒；想家了，会找他写家书；甚至有个小兵，想给家里寄点西域的葡萄干，也会找他帮忙写地址。岑参从不推辞，他知道，不仅是个诗人，还是个边塞人——他的诗，早已和边塞的风沙、将士的热血，融在了一起。
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岑参跟着封常清东归平叛。一路上，他看到长安的繁华变成废墟，看到百姓流离失所，心里像被刀割一样。他跟着军队打仗，身上添了不少伤，可他一直护着自己的诗稿——那是他在边塞的十年，是他的命。
叛乱平定后，他回到长安，仕途依旧坎坷。先任右补阙，后被贬为虢州长史，最后任嘉州刺史（今四川乐山）。暮年的岑参，住在嘉州的官署里，窗外有棵老柳树，每到春天，柳丝垂到窗台上。他常坐在窗前，翻着自己的边塞诗稿，晒着太阳，想起北庭的雪、安西的风沙、将士们的笑脸。
有次，他的朋友来探望他，问他：“季深，你这辈子跑了两次边塞，吃了那么多苦，后悔吗？”岑参笑着摇摇头，指着诗稿上的“忽如一夜春风来”说：“你看，这雪、这风、这将士，都是我的诗魂。要是没去边塞，我哪能写出这些？”
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56岁的岑参在成都病逝。临终前，他把诗稿交给儿子，说：“把这些诗好好收着，别让它们丢了。要是有人问起我，就说我这辈子，没白活——我见过瀚海的冰，见过轮台的雪，见过将士们的血，也写过心里的诗。”
他的诗稿后来被整理成《岑嘉州诗集》，流传至今。人们读他的诗，能看见边塞的风沙：“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能看见将士的豪情：“将军金甲夜不脱，半夜军行戈相拨”；也能看见他的深情：“故园东望路漫漫，双袖龙钟泪不干”。
有人说，岑参是“边塞诗仙”，他知道，他不过是个把边塞的日子，过成诗的普通人。他的诗意，不是天生的，是风沙磨出来的，是热血浇出来的，是在孤独里熬出来的——他把对家国的爱、对将士的敬、对家人的念，都写进了诗里，让千年后的我们，还能透过文字，看见那个在边塞风云里，握着笔、望着雪、笑着说“千树万树梨花开”的岑参。
如今，读岑参的诗，依旧能感受到那份来自盛唐的豪情与深情。他告诉我们，诗意从来不在远方的花月里，而在脚下的土地上，在心里的坚守里——就像他在边塞的风沙里，能看见“梨花”开，能写出“英雄”志，能把苦日子，过成最壮阔的诗。
这，就是岑参的诗意人生，是属于瀚海、属于边塞、属于每个心怀远方的人的不朽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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