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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爷听我说“不怕”，那双总是半眯着的眼睛难得地睁大了些，像黑暗中突然亮起的两盏小灯，在我脸上停了几秒。他没说信，也没说不信，只是鼻腔里哼出一声意味不明的“嗯”。
“斌子，”他转头吩咐，“明儿开始，带他练练气力，下大苦力不是耍嘴皮子，别到时候软了脚，拖累大伙儿折里头。”
“放心吧黄爷！”斌子把胸脯拍得砰砰响，“包在我身上！”
从第二天起，我的苦日子才算真正开始。
天不亮就被斌子从柴房拖出来，不再是单纯的扎马步，而是真刀真枪地练力气。
院里不知道从哪弄来两个石锁，死沉死沉，让我天天举。
又扛着沙袋在院里折返跑，练得我浑身骨头像散了架，晚上躺硬板床上都觉得那床在晃。
斌子还弄来一根粗麻绳，一头拴在石榴树上，一头让我拽着，学驴拉磨一样原地转圈拔河，说是练下盘和憋气。
“底下干活，一口气憋不住，吸了尸气，神仙难救！”
他一边看着我龇牙咧嘴的样子，一边啃着烧饼说风凉话。
泥鳅也没闲着，除了继续教我认土辨器，还开始灌输更多实战的黑话和规矩。
“看到墓道里的积水，叫‘龙涎’，深浅不一，说不定藏着翻板陷坑；墓顶渗水，叫‘下雨’，得赶紧撤，容易塌；棺材板子叫‘盖天’，撬的时候得有讲究，不能蛮干；开棺前得‘下金钱’，既是问路，也是买路；摸到东西不能直接看，得先揣怀里，出了坑再说，这叫‘不见天’；万一碰上‘肉粽’‘起尸’，墨斗线捆尸，别回头，玩命跑......”
我听得头皮发麻，只能拼命往脑子里记。
晚上睡觉都在嘟囔“龙涎”、“下雨”、“盖天”......
黄三娘有时会端个碗，靠在门框上看我累得像条死狗，嘴角噙着笑。
有一次我举石锁脱力，差点砸到脚，是她眼疾手快拉了我一把。
“谢......谢谢三娘。”
我喘着粗气，汗流进眼睛里，涩得疼。
她没松手，反而就着拉我的姿势，手指在我小臂上捏了捏，像是在掂量猪肉膘厚不厚。
“嗯，是结实了点。”她语气轻飘飘的，带着点调侃，“就是还嫩，欠火候。”
她手指碰到的地方，像过了电，我胳膊上的肌肉突突直跳，赶紧抽回手，脸臊得通红。
豆豆在一旁眨着大眼睛看，忽然小声说：“妈妈，哥哥脸红了。”
黄三娘噗嗤一笑，扭着腰走了：“豆豆，别瞎说。”
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日子就在这累死累活又提心吊胆中一天天过去。
北京的秋天短，转眼就刮起了凉风，树叶子哗啦啦地掉。
院里那棵石榴树的红果子早就被摘光了，只剩下光秃秃的枝桠。
黄爷出门的频率高了，有时候一去就是一两天。
回来的时候，脸色要么更凝重，要么就带着点压抑的兴奋。
我知道，那“大锅”的事，正在紧锣密鼓地谋划。
终于，在一个阴沉的下午，黄爷把我们都叫到正屋。
屋里除了我们，还多了两个生面孔。
一个是个矮壮的老头，看着比黄爷年纪还大点，满脸褶子，头发花白，但一双眼睛精光四射，手指关节粗大，像是常年使力气的。穿着件洗得发白的旧工装，闷头抽着旱烟，烟雾呛人。
另一个稍微年轻些，四十上下，瘦高个，戴着副破眼镜，镜片厚得像酒瓶底，看着有点木讷，但眼神扫过屋里器物时，会闪过一种极专注的光。
“老柴，老范。”黄爷简单介绍了一下，“都是老伙计了，信得过。”
矮壮老头是老柴，据斌子后来偷偷告诉我，是南边过来的好手，尤其擅长打洞破土，外号“穿山甲”。
戴眼镜的是老范，是个“掌眼”先生，对明器鉴定、尤其是金石玉器极为在行，就是有点迂。
“锅子都清楚了。”
黄爷铺开那张详细的地图，“战国的坑，黄肠题凑，硬茬子。在河北那边，离官道不远，动静不能大。老柴负责打洞定位，斌子下苦力，泥鳅望风联络，老范掌眼定价。三娘留在这看家，统筹。”
他顿了顿，目光落在我身上：“霍娃子，你跟着斌子，听他招呼，递家伙，清土，学着点。”
我心里一紧，连忙点头。
“家伙都备齐了？”
老柴磕了磕烟袋锅，声音沙哑地问。
“齐了。”黄爷点头，“新打了探铲，加长了蜈蚣挂山梯，备足了黑折子、撬棍。药包子（防毒面具）也准备了几个。”
老范推了推眼镜，凑近地图仔细看：“看这地势，依山傍水，是块好穴。但战国墓，机关少不了，流沙、伏火、积石，都有可能。进去后，每一步都得踩稳了。”
接下来几天，院子里气氛明显紧张起来。
各种工具被搬出来反复检查、打磨、组装。
斌子带着我一遍遍练习打绳结、快速传递工具、用小铲子清理浮土。
老柴偶尔会指点我几句下铲的角度和听声辨位的技巧。
老范则捧着几本快散架的旧书，对照着一些残破的拓片，念念有词。
黄三娘忙着准备干粮、水、药品，还有厚实点的衣服。
她弄来一包味道冲鼻的草药，分给我们每人一小包，让贴身带着，说能辟邪防虫。
豆豆似乎也感觉到不寻常，比以前更安静了，常常抱着个破布娃娃，坐在门槛上看着我们忙活。
出发的前一晚，黄爷弄来一瓶白酒，切了一盘猪头肉，算是犒劳。
饭桌上气氛有些沉闷，没人多说话。
老柴依旧闷头抽烟喝酒，老范小口抿着酒，眉头紧锁，像是在思考什么难题。
斌子和泥鳅倒是吃得欢实，但眼神里也藏着紧张。
黄爷端起酒杯，扫了我们一眼：“明儿出发，规矩都别忘了。手稳，心细，嘴严。能出水最好，出不了水，人也得全须全尾地回来。干！”
我们都端起碗，碰了一下。
辣酒入喉，像一道火线烧下去，却驱不散心里的那点寒意。
吃完饭，我回到柴房，看着角落里已经打包好的工具包，心里怦怦直跳。
第一次下那种大墓，说不怕是假的。那声叹息，那个黑窟窿，总在我眼前晃。
正胡思乱想，门帘一挑，黄三娘走了进来。
她手里拿着个小布包，走到我面前。
“给。”
她把布包塞到我手里。
我打开一看，里面是两个白面馒头，还有一个用红绳系着的铜钱，像是“五帝钱”，磨得锃亮。
“明天揣着，饿了吃。”她声音很轻，不像平时那样带着戏谑，“铜钱辟邪，压兜底，别弄丢了。”
我捏着那还有点温热的馒头和冰冷的铜钱，喉咙有点堵：“三娘......”
她没让我说下去，伸手替我理了理衣领，动作很轻。
她的手指有点凉，碰到我脖子上的皮肤，我忍不住哆嗦了一下。
我当时满脑子都是把三娘抱进怀里，可又根本没那个胆子。
“小子。”她看着我，眼睛在昏暗的油灯光下显得特别深，“机灵点，别傻乎乎地往前冲。看着点斌子，他有时候虎了吧唧的。也......看着点自己。”
她说完，没再停留，转身出去了。
我握着那个布包，在原地站了很久，心里乱糟糟的。
那点恐惧好像被什么东西压下去了一些，另一种更复杂的情绪冒了出来。
第二天凌晨，天色墨黑，风刮得更猛。
我们一行六人，分乘两辆破旧的212吉普，悄无声息地驶出四合院，融入了北京尚未苏醒的街道。
车子朝着河北方向，一路颠簸。
我坐在后座，挨着工具包，怀里揣着黄三娘给的馒头和铜钱，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越来越荒凉的景色，手心一直在出汗。
斌子坐在我旁边，闭目养神，但紧握的拳头显示他并不平静。
开车的泥鳅嘴里叼着烟，神色严肃。
副驾上的黄爷和老柴都沉默着。
另一辆车上是老范和一部分工具。
没有人说话。
只有引擎的轰鸣和风声。
我知道，这次不再是练手，不再是屁麻坑。
真正的玩命，要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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